研究,中文的意思是积极寻找根本原因和更高的可靠性基础,以提高职业或效用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来自《世说新语》和《密道》刘一清的文学作品。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的文章8篇 ,欢迎品鉴!

【篇1】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农产品加工业将成为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起飞的发展极。农产品加工业横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领域,具有投资少、周期短、效益好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中期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实践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是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引擎;,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的重要途径,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我国有充足的农产品原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良好基础。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财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目标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该年鉴提供农产品加工业12个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以下分析所用数据仅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一)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快速发展,但在工业中地位略有下降 从企业数量看,农产品加工企业由2000年60753个增至2014年129367个,增长112.94%,年均增长5.55%。同期工业企业数量由162885个增至377888个,增长132.00%,年均增长6.20%,增速略快于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占工业企业比重持续下降,但下降速度较慢。从从业人员数量看,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业人员数由2000年1623.36万人增至2014年2924.67万人,增长80.16%,年均增长4.29%,而同期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增长71.87%,年均增长3.94%。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占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量比重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由2000年27.96%升至2005年32.38%,随后持续下降,2014年降至29.31%。从工业销售产值看,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产值由2000年22423.31亿元增至2014年253253.70亿元,同期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由83678.17亿元增至1092197.99亿元,前者占后者比重呈下降趋势。总体而言,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增速略低于工业企业,但从业人员数量增速略高于工业企业,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十余年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边际就业吸纳能力稍高于总体工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国开发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
(二)农产品加工业在轻工业中比重及与农业产值的比值不断上升 就总产值而言,农产品加工业在工业中比重呈下降趋势。由于农产品供给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引起居民对农产品加工品需求的扩大和多样化、农产品卖难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杨刚强,2012),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缓慢下降。据统计,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比重从2000年26.96%降至2011年21.90%,下降约5个百分点。但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比重却持续小幅上升并趋于稳定,其变化趋势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相反。2011年,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7.78%。2000年以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逐渐提高,从2000年0.931升至2005年1.461,2009年突破21,达2.081,2011年提高至2.271。总体上看,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仍呈上升趋势。
(三)农产品加工出口呈增长态势,但出口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从年度数据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交货值持续增加,从2000年5035.76亿元增至2014年23649.14亿元,不考虑价格因素,14年间增长369.62%。同期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从14575.03亿元增至118414.25亿元,增长712.45%。可见,农产品加工出口增长态势弱于工业产品出口。考查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发现,工业产品出口比重由2000年17.42%增至2004年20.47%,随后持续下降,2014年为10.84%,2004—2014年共下降9.62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自2000年起呈逐年下降态势,从2000年22.46%持续降至2014年9.34%,共下降13.12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出口交货值比重大体呈下降态势,2000年为34.55%,2014年降至19.97%。说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出口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四)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结构、产值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行业差异明显从农产品加工业内部看,企业构成和就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2014年,农产品加工业企业数量最多的四个行业依次为农副食品加工业(19.20%)、纺织业(16.0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14.02%)、纺织服装和服饰业(12.23%),这四个行业企业数量共占农产品加工业企业总数的61.55%。企业数量最多的四个行业也是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行业,从业人员数排前四位的行业分别为纺织业(16.76%)、纺织服装和服饰业(15.80%)、农副食品加工业(15.03%)、橡胶和塑料制品业(11.69%)。综合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看,2014年,占销售产值3.60%的烟草制品业,就业份额仅占0.74%,而占销售产值5.47%的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就业份额却高达10.39%,说明农产品加工业中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较大差异。从出口结构看,2014年,纺织服装和服饰业出口交货值最高,占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交货值的20.70%,其次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占比为16.32%。此外,出口交货值占比超过10%的行业还有纺织业(16.27%)、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14.41%)和农副食品加工业(12.35%)。这5个行业均是典型出口导向型农产品加工行业。总体上看,纺织服装和食品行业仍是我国农产品加工出口的主导力量。
(五)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逐步扩大,但仍小于工业企业平均规模 从经营规模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但仍小于工业企业平均规模。2000—2014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量经历先降后升的过程,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数从2000年267.21人减少为2009年178.47人,2014年恢复至226.08人,14年间出现多次反复。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销售产值大体保持增加趋势,从2000年3690.90万元增至2010年9385.03万元。由于2011年规模以上企业的划分标准由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2011年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销售产值大幅提高,达15964.95万元,2014年为19576.38万元。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量、平均销售产值均呈扩大趋势。与工业企业相比,2014年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量仅相当于工业企业的85.63%,平均销售产值仅为工业企业的67.73%。
(六)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行业间经济效益不均衡 通过考查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比重粗略比较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发现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营状况优于工业企业。2000—2014年,按企业数量计算,工业企业亏损率不断下降,由23.36%降至11.50%,其中2011年达最低值9.35%,共下降11.86个百分点。同期,农产品加工企业亏损率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大于工业企业,从2000年23.34%降至2014年9.17%,共下降14.17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农产品加工亏损企业占工业亏损企业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37.28%降至2005年34.68%,2010年降至32.26%,2011年跌破30%,2014年为27.30%。此外,通过总资产贡献率、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成本费用利润率、流动比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等指标分析农产品加工业各行业企业经济效益,发现农产品加工业总体经济效益已达到甚至超过工业平均水平,但农产品加工业各行业经济效益不均衡。
(七)农产品加工业仍具空间集聚态势,但行业和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农产品加工业具有显著地理集聚特征(邓宗兵等,2014),且地理集聚对农产品加工业成长有显著影响(秦建军等,2010)。以销售产值为计算依据,2014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CR5值为50.06%,12个行业中有8个行业CR5值超过50%。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集聚程度最高,CR5值均在60%以上,分别为68.63%、66.74%和66.84%;其次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CR5值在50%—60%。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产业集中度较低,均在40%—50%。以从业人员数为依据计算各行业产业集中度结果与以销售产值为依据的计算结果大体相同。从地理空间分布看,农产品加工业区域分布不均衡,各行业地理集聚主要在东部地区。从省份上看,2014年,东部地区的山东、江苏、广东、浙江省是主要集聚地,四省共占农产品加工业销售产值42.60%;农产品加工业从业人员数最多的五省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省,均在东部地区,出口交货值最多的也是上述五省。
(八)加工机械品种初步满足行业基本需求,工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农产品加工装备一直是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瓶颈;。随市场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壮大推动了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我国农产品加工装备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步提高,主要农产品加工领域已初步形成较齐全的国产化加工机械品种,部分装备实现从进口到出口的根本转变(丛福滋,2010)。如主食加工国产化设备以中小型为主,设备门类齐全且基本实现国产化,品种基本满足加工业需求;国产化肉类加工机械品种占常规肉类加工设备90%以上(彭宝良等,2013)。可以说,农产品加工国产装备的品种和数量基本可满足行业需求。从农产品加工工艺技术看,农产品加工已广泛应用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等先进技术,且国产技术适用性和可靠性大幅提高,技术应用由单项技术向集成技术、初加工向精深加工方向转变。
(九)外资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突破点,从加工环节向上下游产业扩张 当前,外资进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步伐加快、压力加大(刘明国等,2015)。我国食品加工业是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粮油、饮料、乳品、肉类等加工行业倍受外资青睐。外资以农业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选择我国商品率高、附加值高、国内市场潜力大、产区相对集中的农产品加工环节为投资重点(蔡琳等,2010),向上下游扩张,最终控制整个产业链(丁玉等,2014)。某些农产品加工行业已出现外资占有多数控制权现象,如外资参股或独资的大豆加工企业占领国内市场份额最高时达85%,参股或独资的乳制品企业占领1/3以上市场(吕勇斌,2009;李蒙,2011)。纵观近年来外资进入我国农业进程,发现外资以我国资金实力薄弱的农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通过控制加工环节向上下游环节渗透,已表现出较强的产业整合和战略布局特征,产能过剩的加工行业日益成为外资进入热点,在我国油脂、乳品、肉类加工行业体现最为明显。
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近十余年虽取得长足发展,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资源综合利用率偏低,产品加工不足和过度加工并存 我国农产品加工仍以初加工为主,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不足现象普遍。发达国家农产品综合利用率高达90%,我国仅40%左右,造成资源严重浪费(鲁德银,2005)。据报道,2013年我国粮油、果蔬、畜禽、水产品加工副产物约5.8亿吨,其中60%作为废物丢掉或简单堆放;粮食加工副产物中,稻壳利用率不足5%,米糠不足10%,碎米为16%;其他类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情况,油料在20%以上,果蔬不足5%,畜类为29.9%,禽类为59.4%,水产类在50%以上。在多数农产品或其副产物加工开发不足的同时,少数农产品又存在过度加工问题,突出表现为粮食过度加工。粮食碾磨加工中,大米出品率应在70%—75%,小麦面粉应达80%以上,但由于片面追求;精、细、白;的产品外观,我国大米、小麦面粉平均出品率仅为65%。由于粮食过度加工,每年损失150亿斤以上,不仅造成营养损失,更造成粮食资源浪费。
(二)装备研发投入不足,工艺与装备匹配度不高 加工装备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储备弱,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工艺和装备脱节等问题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装备业发展的重要症结。由于研发能力和投入不足,加工装备创新能力不强,突出表现在缺乏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导致加工装备行业产品低水平重复现象较严重,低水平、低档次产品泛滥。许多小型加工装备制造企业仍停留在仿制外国产品阶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较少。此外,农产品加工工艺技术开发也存在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深加工投入基本以加工工艺为主、装备为辅,过度偏向工艺开发,使得部分新工艺超前于新装备研发,工艺和装备脱节。一些加工工艺技术缺少相应装备与之配套或配套装备成本过高。
(三)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人才流失严重 专业技能人才匮乏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瓶颈;之一。农产品加工企业不仅需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还需专业财会和营销人员等。由于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小型规模企业为主,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很难为所需专业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有限,面临高素质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问题。缺乏技术、管理、营销等人才,农产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得不到有效保障。同时,农产品加工企业面临人才流失严重问题,优秀人才流失问题普遍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四)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加工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 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正从快速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变,但由于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低,农产品加工行业缺少相应的行业标准,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加大农产品加工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环节均可能产生污染,其中,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收购原料产品时因缺少必要的检测工序或检测设备,不能在加工环节前发现农产品质量问题,以致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后,各环节相互推诿。此外,我国尚未建立严格的农产品加工质量监管体系,无法全面监控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以乳品加工企业为例,;三聚氰胺;事件后,伊利、蒙牛等少数大型乳品企业对加工、运输环节实行全程质量监控,但多数小型乳品企业很难做到。
(五)空间集聚出现分散化趋势,上下游主体尚未建立有效利益联结机制 相关研究表明,2008年至今,农产品加工业地理集中程度相对较低,空间布局趋于分散化,呈自东向西转移趋势,导致各地区专业化水平显著下降(马子红等,2015)。农产品加工业东强西弱的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明显改变,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显著缩小(冯伟等,2016)。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地理集中程度明显偏低。2008—2012年,除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其他10个行业均呈空间分散趋势,其中,橡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及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分散幅度尤为明显。目前各地已创建出一批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园区,但因产业链条短,受原材料、加工技术等因素制约,集聚园区内加工企业仍以单一性生产行为为主导,对原材料供应商和市场销售商依赖性较高,尚未与农民、合作社、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超市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易诱发区域内加工企业因争夺原材料或市场引发无序甚至恶性竞争。
(六)加工农产品整体竞争力不强,出口拉动作用减弱 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品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1996—2011年,我国加工农产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比重不断下降,同时加工农产品贸易逆差日趋加深(刘馨阳等,2014)。随着我国加入WTO,加工农产品的竞争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已从产品质量、价格的竞争延伸至品牌、包装、服务、信誉等营销能力的竞争。品牌营销能力弱正是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短板;,尤其国际驰名品牌塑造仅有寥寥数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此外,我国加工农产品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由2000年22.46%降至2013年9.87%,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主要满足内需,另一方面表明加工农产品的出口拉动作用减弱。
(七)外资涌入农产品加工领域,冲击我国农业产业安全 外资通过对国内部分加工企业的兼并收购和资金注入,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难题,同时引入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逐渐淘汰小规模加工作坊,带动众多中小型加工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推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外资进入最大的威胁在于冲击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目前,外资对我国农业某些产业的并购已构成安全威胁,较为典型的是大豆产业。外资进入我国大豆产业后,重点投资并控制居于产业链中端的加工环节,以此为中心,向大豆产业链两端控制性扩张,在上游控制进口大豆采购权,确保大豆加工原料渠道稳定,挤压我国国产大豆发展空间;在下游控制食用油市场销售,获取大豆油市场定价权。因此,外资进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引发的最大负面效应,在于外资以加工环节为关键节点渗透和控制整个行业产业链。
三、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仅有利于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建设,更是促进农民增收和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
(一)积极实施差别化政策 现有农产品加工业支持政策在区域、加工行业、农产品品种、企业销售市场等方面仍未体现明显的差别性,不利于引导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虽明确了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但差别化政策尚未跟进出台。对此,应从地区差异出发,结合农产品加工业向中部地区集聚趋势,鼓励东部地区资本向中部流动,解决中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加快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业发展,为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供条件。根据农产品加工行业甚至农产品品种出台更有针对性的加工扶持政策,如制定主食加工业扶持政策、小麦加工扶持政策等。对国内农产品原料丰富、加工利用比重较低的农产品加工给予特殊支持。对以出口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出口便利,简化程序,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
(二)建立和优化财政投入机制 优化财政投入机制,增加财政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有效投入,明确提出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比例,其中食品加工业应是农产品加工业财政扶持的主要方向。整合现有涉农项目资金,适当向农产品加工企业倾斜。根据中央部署,重点培育农产品加工业主导产业,整合国家及各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向主导产业倾斜。财政扶持资金应覆盖更多中小微农产品加工企业,降低竞争型财政扶持项目申报门槛。一些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政策目标的项目应考虑以中小微农产品加工企业为承担主体,在贫困地区专门为农产品加工企业设置广覆盖普惠型财政项目。
(三)引导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更新装备和工艺 着力加强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技术的引进、研发、创新和示范推广,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其他费用应按实际发生额计入管理费用全额扣除。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购买更新加工技术,政府给予补助。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机械更新报废经济补偿制度,对企业采用资源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加工装备给予财政补贴或信贷支持。允许农产品加工企业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缩短折旧年限、选择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当放宽条件限制,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更新加工机械装备。
(四)加快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税收政策 调整和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税收政策应明确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突出农产品加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导向。适当拓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非国有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享受初加工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省级以上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税收扶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初加工范围,将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由13%修改为纳税人再销售货物时的适用税率覆盖全部农产品加工企业。适度调减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得税税率,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所得税率,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大力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政府应继续着力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创新金融支持产品,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农产品加工行业特点提供手续简化、贷款周期灵活、授信额度依农产品加工淡旺季调整的贷款品种和服务,将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产品加工企业。扩大农产品加工企业有效担保物范围,探索和推动土地使用权、存货、应收账款、仓单、仓储流通设施等多种物品抵押质押,解决农产品加工企业缺少贷款担保抵押物难题。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并提供便利。探索政府出资设立农产品加工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加快推进实施农产品加工企业再担保机制,缓解农产品加工企业资金短缺压力。
(六)充分发挥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协会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行业协会在政府和农产品加工企业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政府应鼓励建立各类农产品加工行业协会,缓解区域内农产品加工企业间无序竞争。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社团法、行业协会法的制定,解决农产品加工行业协会法律地位问题。除享受农民合作社支持政策外,建议政府对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协会给予专门财政、金融等经济援助和其他优惠政策。支持12个行业各自按产业链不同环节分别建立全国性的原材料供给协会、科技推广协会、产品销售协会、出口营销协会等,鼓励同一行业内成立行业联盟并给予财政支持。
(七)努力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 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探索地方建设用地指标按一定比例采取定向划归方式提供给农产品加工企业使用。将废弃和闲置的建设用地优先安排给农产品加工企业使用,简化审批手续。探索和试点小微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厂房临时用地保障机制。将农产品加工企业所需人才纳入当地人才引进计划,对加盟大学生和专业人才由财政出资提供薪酬补助,为农产品加工企业留住人才创造条件。在外资控制力较强的农产品加工行业,重点支持和培养一批本土战略性名牌企业,增强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抗衡外资企业的能力。建立及时、准确、有效的加工农产品网络信息平台,加大加工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体系建设力度。
【篇2】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一、劳务输转现状
所调查的6乡18村共有109个村民小组,4106户1.9万人,现有劳动力8270人,耕地6.1万亩,人均3.2亩,现有果园1.7万亩,饲养大家畜3930头。调查显示,,18村共输出劳动力2030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24.5%,户均输出0.5人,实现劳务纯收入1442万元,农民人均增收757元,占当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4%。
(一)劳务输转规模。调查村XX—三年来输出劳动力分别为2264人、2147人和2030人,整体上人数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年均递减3.6%,输出人员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和中南部山区贫困村。但灵芝乡苗堡、原安乡乔岔、水股、雷大安乐、曹河等果品产业发展滞后的部分山区村劳务输转人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劳务仍然是实现其增加收入的主导产业,占其家庭收入的70%以上。
(二)劳务输转人员构成和输入区域。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81.3%,女性占18.7%;年龄构成上,18—35岁占52.6%,35—45岁占38.5%,45岁以上占6.1%,18岁以下占2.8%,整体上中青年男性劳力是劳务输出的主流,但45岁以上务工人员主要来源于山区贫困村;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6.5%,高中(含中专)及以上占13.5%;从就业地点看,主要分布在省外宁夏、新疆、内蒙、北京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省内兰州、静宁等地。
(三)劳务输转方式和从事的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劳务输转从自发无序的流动,逐步开始向有组织、上规模、有序化、市场化的输转方式转变。有组织输出和县内"北劳南移"的劳务输转人员比例开始增长。据调查,,有组织输出占输出人数的5.2%,较XX年的3.1%提高了2个百分点。但自发性输出和亲朋介绍输出仍是我县目前劳务输转的主要方式,分别占输出人数的61.2%和33.6%。在务工行业种类上,输出人员主要从事建筑、工业、加工、餐饮、家政、汽车驾驶、社会服务等行业为主,以泥瓦工、技术工、缝纫工、服务员、保安、保姆、司机等职业为主。调查数据显示,建筑行业占73%,工厂技工和服务行业占14.7%,其它行业占12.3%。
(四)劳务输转人员培训、就业时间和维权情况。在就业时间上,,在外就业6—12个月的占输出总数的57.7%,务工兼务农,就业时间在6个月以下的占27.2%,一年以上的占15.1%(含整户外出打工者)。其中,源自中南部乡镇的务工人员就业时间普遍在6—12个月内。在就业培训方面,培训后输出的不到输出总数的2%,主要以职教中心等机构培训的初高中毕业生为主。在权益维护方面,劳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约有90%的务工人员就业时仅签订了口头合同,书面合同签订者仅10%左右,在劳动保障上始终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调查中出现的5位工伤人员中,用工方仅为他们开销了医院费用,补全了工伤期间工资,对于后期治疗和劳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二、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农村劳务输转工作对城乡经济发展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就我县西北部、中南部山区两大贫困片带的劳务输转工作而言,在干部群众的重视下,一年一度颇具规模的劳务输转队伍,正在拓宽农村生产力发展领域,成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调查显示,劳务输转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劳务收入明显增加。近年来,劳务输转已成为农民增收的"短平快"项目,是贫困山区农民增收的一条捷径,劳务收入已是农业和农村收入的半壁江山。被调查的18村,XX—三年分别实现劳务纯收入1164万元、1258万元和1442万元,务工人员人均劳务纯收入分别为5141元、5859元、7103元,无论总收入还是人均收入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当然,务工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用工单位普遍提高工资待遇有关,据统计,近三年农民工工价依次为30—50元/天、40—60元/天、40—80元/天。所调查的灵芝、原安、雷大3乡9村劳务输出1264人,实现劳务纯收入829.4万元,农民人均劳务纯收入1095元,接近所在乡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收入水平看,基于外出就业时间长短,中南部较西北部务工人员人均劳务纯收入高出1000元左右。
(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改善。近年来,许多农民靠劳务收入修建了新房、购置了家电家具和生产工具,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务收入弥补了农业投入的不足,大部分农户实现了劳务脱贫,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城川乡陈马村劳务输出260人,劳务收入200多万元,63%的农户依托劳务收入修了新房或对旧房进行了改造,拥有手机200多部、安装固定电话78部,有摩托车、三轮车、旋耕机等140多辆(台),通过劳务脱贫50多户、232人。该村五社李世军一家8口人,2人长期在外打工,近年来年均劳务收入3万元左右,近年翻修房屋10间,购置摩托车1辆、手机2部,家电一应俱全,引进基础母牛3头,新发展果园4亩,依托劳务收入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夯实了发展载体。
(三)群众观念和素质得到转变和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入城镇务工,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进而则增强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法制意识和劳动技能,最终将改变过去"死守一业、死守一家、死守一方"的传统观念。在此过程中,通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并逐步成长为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新一代劳动者,其结果自然是减轻土地生态负荷,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利用。调查统计,64%的家庭自觉履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如早婚、早育、超生现象明显减少;劳务人员法制意识明显增强,自觉遵纪守法,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主动求助有关机构进行维护,尽量减少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适应能力明显提高,调查村约有186户整户外出就业家庭,勤学苦干,掌握一定技能后,在外站稳了脚,带着家属、亲戚、朋友务工创业,过上了殷实的异地生活。
(四)促进了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工的再次创业。一是促进了果、畜、薯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据统计,随着全县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调查村有71%的务工家庭新发展了果园和洋芋产业,43%的家庭加大了养殖规模,依托劳务收入,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培育了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同时,调查村186户整户外出务工后,腾出耕地2100多亩,通过反租倒包、协商代耕等方式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30%的栽植了果园,60%的发展了洋芋等产业,使农业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为土地流转、实施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二是促进了再次创业,加快了劳务人员的资本积累和资金运转。据统计,近年来,调查村约有69名务工人员实现了再次创业,在县城及所在乡镇创办了建筑工队、商品销售、饭店、运输等个人企业和经营实体,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了一条"劳务输出—返乡创业—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奔小康步伐"的良性循环的路子。尹岔一社村民张爱学,外出打工20多年,利用劳务收入,在县城开办商品批发和品牌鞋业专卖店已有6年时间,从曾经的农民工发展成如今的小老板,年收入8万元以上。
(五)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极大作用。劳务输转通过解决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消除了不安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稳定。据统计,18村农村富余劳动力达2113人,通过劳务输转使大多数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谋生岗位,喝酒、打牌、滋事的人明显减少。同时,部分务工创业人员多年来在捐资助学、济困救穷、扶助弱疾、修桥铺路及城建环保等事业中慷慨解囊,造福于民,通过捐献资金给当地公益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贫困地区公益事业的发展,如段党斌等。实践证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输转就业,对创建平安乡村,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北劳南移"县内输转创建了就地输转的新模式。针对我县北部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南部果园劳动力缺口较大的情况,在县乡各级组织的协调指引下,围绕果园施肥、疏花蔬果、果实套袋、采摘、销售及相关产业链发展的机遇,采取了"北劳南移"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新模式,取得了劳务就地转移的初步成效。据调查,雷沟村XX年输入的短期劳力400人左右,主要来自通渭县及县内甘沟、红寺、四河、新店、雷大、古城、威戎等周边乡镇,做工1万多个,用工支出达40万元,户均支出1060元,劳务人员人均收入1100元左右,其中男工约30元/工时(一天),女工25元/工时。按照乡政府的统计,治平乡全年输入短期劳力达4800人(次)以上,其中与古城等乡镇联系协商实施有组织输入300人(次)。全乡用工支出300万元,常津公司等气调库用工支出150万元,农户支出150万元。通过"北劳南移"工程实施,积极、科学地引导县内西北部富余劳动力向县中南部果品大乡转移,实现离土不离乡,做到了长期输转与季节性输转相结合,县外输转与县内输转相结合,闯出了在县内就地输转的新路子。
三、存在的问题
1、富余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低,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6.5%;专业技能水平低,73%以上的务工人员从事的工种仅局限于各种粗重的体力劳动和机械性劳动,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由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的要求很不适应;部分富余劳动力安于现状,宁可在家闲散受穷也不外出务工,既影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也制约了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2、劳动力市场和管理机制不健全。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县、乡(镇)劳务机构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管理体制,工作机制未完全理顺,劳务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覆盖面窄,时效性差,工作效率低。专业中介组织稀少,为农民外出务工服务的中介服务、信息反馈和跟踪管理工作微弱。劳务市场和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当前劳务工作需求极不对应。
3、农民工合法权益难以有效维护。农民工维权方面的体制和政策还不完善,管理不到位,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劳动力转移的自发行为较多,缺乏跟踪管理。农民工法制意识比较淡薄,用工单位没有认真执行劳动合同法,不签订正式的用工合同,拖欠克扣农民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工伤和职业病得不到有效防治,劳动纠纷时有发生。
4、劳动力培训和组织输转不到位。劳动、农业、教育等部门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管理比较分散,投入少,规模小,与农民工培训的需求相差悬殊。有组织输出规模小,组织输转工作不到位,致使务工保障和跟踪服务等一系列工作无法到位。
5、劳务输出致使潜在矛盾出现。劳务输出产生"空巢家庭",孩子监护教育出现空档,爷爷奶奶隔代教育,溺爱多于管教,"留守儿童"的管理教养存在很大风险,不利于农村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并且老人抚养不能到位,耕地出现不同程度的荒芜,新农村建设主体力量也显得不足。
四、对策及建议
(一)加大培训力度,形成人力资本,提高输出质量。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是影响农村劳务输出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为此,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能力,加大培训力度,是一项十分必要和及时的重大措施。要以劳务市场为导向,加大投入,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发挥劳务培训中心、职教中心、靳寺职中、农广校、农业机械化学校、党校及社会力量办学的培训能力,采取定向培训、联合培训、委托培训,代培代训,技术培训,业务培训,长短期结合培训等多种形式,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活动;要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兴办民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重点进行汽车驾驶、电焊、建筑、缝纫、电子装配、厨师、护理、家政服务、保安等市场急需专业岗位技能培训;要根据市场变化和用工单位的需求,加强与各技校、技术学院的联系,加大"订单"培训规模,不断调整培训重点使输出的劳动者都有一技之长,增强市场竞争力,努力把人力包袱转变为人才优势,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要加大农村"两后生"技能培训的投入,整合师职资源,争取农村初高中贫困毕业学生辍学不返乡。通过培训提高劳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逐步向"技能型"、"智能型"、"专业型"转变,提高输出质量,树立地方劳务品牌,使劳务输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积极拓展劳务输转空间,围绕产业开发,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一要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瞄准沿海发达地区和周边劳动力需求量大的省区,积极开拓新的劳务基地,加大有组织输出规模,鼓励"技能型"、"智能型"、"专业型"劳务人才大规模输出,切实提高输出质量,增加劳务产业效益。二要充分结合我县实际,围绕产业开发,积极开展"北劳南移"工程,扩大县内输转规模。要促进"北劳南移"规模,必须加大果品标准化生产规模,拓展延伸果品专业村、专业乡和专业经济带区域,大规模引导农户进行果品标准化生产,提升果品质量,标准化生产规模加大的同时劳动需求量相应增加,县内劳动力输转就业空间增大,无疑会带动周边乡镇富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有利于果品和劳务两大产业的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潜在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种养业基地建设规模,拉长产业链条,增加就业机会,为农民争取更大的就业空间和利润空间,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三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快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强化职能,提高效益,加快劳务输出服务体系建设。一要加强各级劳务机构建设,强化工作职能,提高工作效益,搭建信息平台,尽快形成县、乡、村三级上下联通、覆盖面广的劳务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把各种劳务信息传输到基层和农户,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开展劳务输出和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切实形成三级联动、齐抓共管的劳务输出工作网络。二要扶持建立和完善劳务协会等中介组织。鼓励和支持涉农部门、经济实体和社区积极兴办各类中介机构,鼓励创业人员、农村能人、劳务经纪人和大中专毕业生创办集信息收集、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有序输出为一体的农村劳务输出组织,健全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中介机构和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的劳务输转体系。通过政府的主导和市场运作的方式,加快建立和形成劳务组织化输出格局,提高劳务效益。
(四)积极维护农民工权益,不断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以宣传和贯彻《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为切入点,加强对县内劳动用工单位的监察执法力度,提高劳动合同的签订率。认真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民工工资的清欠力度,为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督促用工单位依法将务工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并积极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同时,政府主导,中介组织、民间组织及群众积极参与,加大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权益维护和保障力度。
(五)发挥劳务机构的主动性,进一步抓好返乡创业工程。加强与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成功人士的衔接沟通,大力宣传静宁优惠政策,利用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他们获取资金后回乡"落地生根",创办、经办企业和经济实体,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使返乡创业在劳务输转工作中有新的突破。
总之,劳务输转工作量大面宽,各级组织和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劳务输转对农村经济工作产生的深远意义,要看到劳务输转有利于解决本地经济发展缺资金、缺技术、缺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困难,应把此项工作作为农村工作的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切实抓出成效,为构建小康静宁、和谐静宁、活力静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更大的贡献。
【篇3】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一、基本情况
我市乡镇卫生院17所,卫生系统现有医疗机构总共27个,在职人员557人,其中卫技人员441人。固定资产3555万元,业务用房面积32424平方米,专用设备总值978万元,其中万元以上设备154万元。年诊疗人次34万人次,收治病人15673万人次,业务总收入4398万元,约占全市的21.7。
二、主要存在问题及困难
(一)基础设施差:主要体现在医疗用房严重不足和医疗设备陈旧简陋。由于历年来卫生事业经费投入不足,卫生院底子薄,无法投入更多的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及时更新医疗设备,致使部份卫生院业务用房严重不足,医疗设备陈旧简陋,乡镇卫生院平均专业设备总值不足60万元,其中万元以上专业设备不足10万元。河、石望、马水等卫生院至今仍未能配备如b超、心电图、血球计数仪、尿十项分析仪、洗胃机等最基本的医疗设备。陂面、河口、永宁卫生院的检验室只能开展三大常规检验,大部分医疗设备都已陈旧过期。全市17所卫生院中仍有5所未配备救护车。医疗用房严重不足,河卫生院、马水卫生院只有750平方米,石望卫生院只有800平方米,双滘卫生院1300平方米,永宁卫生院1342平方米,松柏卫生院1480平方米,已不能适应医疗业务发展的需求。更需指出的是全市卫生院至今仍有1万多平方米危房,约占业务用房30。
(二)队伍人员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低。据统计,441名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中,本科学历5人,占1.1;大专85人,占19.27;中专179人,占40.5;高中及高中以下人员172人,占39。从职称上看,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71人,初级职称361人,分别占卫技人员人数的1.1,15.8和79.5,边远山区及镇域经济较差的卫生院情况更令人堪忧,河口、马水、永宁、双滘、石望、河等卫生院卫技队伍中最高职称只有医师(初级职称),放射、检验科目大部分人员都是无学历的;半路出家人;。中高级卫医技人员缺乏,医疗质量难以保证,很难吸引更多的病人就诊。
(三)业务发展不平衡,由于卫生院卫技队伍结构差别很大,卫生院之间业务发展极不平衡。目前,春湾、合水、潭水、八甲、三甲、双滘、圭岗、岗美、松柏等9所卫生院可靠本院技术力量独立开展普外、骨科、剖腹产手术及内科危重症病人诊治,永宁、河口卫生院只能开展简单的普外手术(如疝气、阑尾炎、胃穿孔修补手术),其余6所卫生院仅靠本院医疗技术力量不能独立开展普外手术。另外,由于近年来忽略了卫生院中医药队伍建设,目前本市只有春湾、合水、潭水三间卫生院能开展中医医疗业务。XX年全市乡镇卫生院业务收入超过300万元的有春湾、合水、潭水、岗美、八甲等5所卫生院,200-299万元有圭岗、松柏、三甲等3所卫生院,100-199万元有附城、双滘、河口、永宁等4所卫生院。年收入低于100万元的有陂面、石望、河、马水、春城等5所卫生院。各卫生院年业务收入的不平衡加重了卫技人才队伍的结构差异,进一步加大了不同卫生院之间的医务人员的收入和待遇差异,造成;恶性循环;。
(四)部分卫生院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机制滞后,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据调查,我市卫生院院长都是从临床医务人员选拔出来,未接受管理知识培训,不熟悉管理工作,缺乏经营理念和办法,难以调动职工积极性,导致部份卫生院管理紊乱,甚至有跨执业范围的现象,存在很大的医疗安全隐患。
三、几点建议:
(一)采取各种办法,稳定农村卫技人员队伍,提高队伍素质。
1、采取倾斜政策,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的业务培训,培养技术带头人。
2、严格卫技人员准入制度,临床医生进入镇级卫生院原则上要大专以上学历,可采取考试考核办法招聘大专以上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
3、加强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培训,立足本市二级医疗机构,充分发挥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的龙头作用,实行定向多层次培训,切实提高农村卫技人员业务水平,推进整体素质提高。
(二)强化政府责任,加大对乡镇卫生院建设的投入。乡镇卫生院建设,应适应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适应农民医疗卫生的需求,不应该是医院每所齐头并进的建设,而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医疗卫生需求和承受能力,并顾及周边医疗卫生资源状况,分别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确定侧重项目,配套项目,或完善其功能,或调整其功能,或侧重强化其某方面功能,以提高乡镇卫生院乃至整个农村卫生工作的功能。
1、把握;两基;方向。卫生院的功能是基本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不能把卫生院办成医院。
2、适应小城镇发展,办好中心卫生院(一个地区的医疗、防保、卫生管理的枢纽)。
3、规范化建设一般乡镇卫生院(功能相对完善,能满足本乡基本医疗需求)。
市财政应量力而行,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1至2个中心卫生院重点建设和1至2个落后卫生院的危房改造和基本医疗设施配套。保证其开展基本卫生工作、卫生执法监督和农村基本医疗服务所需的基本
设施和条件,形成今后农民就医的层次格局:小伤小病在乡村,较大伤痛在中心城镇,重伤大病到县城(市)。(三)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强市工作,巩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试点先进市的成果。乡镇卫生院尽快建立、恢复、健全中医药服务功能,让简、验、便、廉的中医适宜技术进农村。
(四)积极推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增强卫生院活力。
1、认真选聘好卫生院院长,重视对其岗前、岗位培训,落实其人事、分配、业务等管理自主权。2、加强对卫生院长的管理和监督,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不称职者予以解聘。
3、采取激励机制,使卫生院人员收入与技术水平、服务态度、劳动贡献挂钩,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机制。
【篇4】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只有全体居民统一认识、形成统一标准,并长久的坚持下去,才能真正促进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最终将垃圾分类收集变成一种行动自觉。
一是统一分类方法。例如,全国所有城市都统一采用;四分法;,将垃圾分成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
二是统一明细目录。对每一个大类垃圾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明细目录标准;
三是统一垃圾桶颜色、容量、标志标识。例如:可回收垃圾垃圾桶使用蓝色、有害垃圾垃圾桶使用红色、厨余垃圾垃圾桶使用绿色、其他垃圾垃圾桶使用黑色,让全国无论哪个城市的居民、无论去了哪个城市都能直接凭借垃圾桶的颜色便捷地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四是统一宣传。制定全国统一的、简单易记的宣传手册、宣传画本、宣传标语、宣传广告,在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各大旅游景区及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公益宣传,将全国统一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写入义务教育教科书,将垃圾分类常识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知识点纳入全国高等教育思政课教学,让所有城市居民都能牢记垃圾分类标准,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做到分类投放。
(二)形成垃圾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城市梯度标准;
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生活垃圾的构成特点,把生活垃圾构成相似的城市划成同一类别,根据各个类别形成不同城市梯度。
例如,根据可堆腐物在城市生活垃圾中的占比规律来划分城市梯度,占比较高的发达城市为第一梯度、占比居中的发展中城市为第二梯度、占比较低的不发达城市为第三梯度。再针对每个梯度制定统一规范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标准。这样既能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引导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生活垃圾构成特色建立相应的回收运输处置体系,又能引导各个城市垃圾分类投资建设方向,避免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
重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完善专项分流运输体系,支持运输单位对低附加值、高附加值等垃圾进行分类运输,探索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回收补贴机制,出台分类指导政策,不断完善垃圾分类机制,实现资源回收增量和生活垃圾减量;
二是形成垃圾处理设施标准,重点加快生活垃圾中转站标准化建设,完善垃圾分类设施体系建设;
三是形成再生回收系统标准,重点聚焦提升湿垃圾、可回收物(低价值)、居民建筑装潢垃圾等垃圾资源化处置能力,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点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处置基地,推进资源化利用。
(三)强化垃圾分类技术创新,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加速渗透
一是大力支持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技术研发创新。注重源头管控,加大环保产品、易降解产品、新型环保餐盒生产技术等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研发力度;提升后端处置能力,强化回收环节自动分离设备等生活垃圾收集分拣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分选、拆解、破碎、加工利用技术和装备升级,解决生活垃圾二次分拣及清洗困难等难题;
二是强化城市生活垃圾再利用技术创新,针对产生量大、有回收潜力、可再循环利用的生活垃圾进行技术攻坚,开展技术研究,为低价值废弃物等;垃圾;资源循环利用及高值化利用提供技术支持、探索新的利用路径;
三是加快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收集中的渗透应用,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信息管理系统,对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区域分布规律、居民投放习惯、后端处置反馈等进行大数据采集,推动垃圾分类收集效率提升,优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支持通过新技术应用推动资源整合,放大垃圾分类空间。空间保障是垃圾分类减量的重要支撑,通过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优化原有空间、整合其他空间、开拓新增空间,做大垃圾分类空间。
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城市区域人口、产业结构等变迁情况,优化垃圾的中转、处置等空间布局,实现运输成本最小化、资源节约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云计算等技术应用释放环卫系统空间,将其拆分成垃圾存储空间和分类空间两部分,在各大居民区设立分类空间。
来自上海的实践数据显示,近几年上海通过研究居民垃圾投放规律、对垃圾箱房进行改造、用分类垃圾桶替换单一桶等举措实现生活垃圾收集点数量持续下降,由2016年的32247个,下降至2017年的30582个,到2018年继续下降至29811个。一方面节约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又放大了垃圾分类空间。
(四)打造;机构示范、居民控源、街道促进;的全源头垃圾分类收集链条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关键在于源头,对居民、公共机构等垃圾产生的重要源头必须全部抓好、抓实,不能仅抓好一头,应建立系统化的全源头收集链条,将居民、公共机构和街道全部纳入,统筹考虑,形成居民把控源头、公共机构全力示范、街道配套促进的链条式垃圾分类收集体系。
一是全面提升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单位职工源头分类意识,宣传全员分类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针对公共机构多主体特征,落实相应责任,实施分类管理,对于党政机关等行政类机构,应推行强制分类、全员分类,将这类公共机构的垃圾分类;表现;与绩效考核结合起来。对于机场、车站、码头、图书馆、公园等交通类及公益类机构场所,因产生的垃圾类别相对单一,大多为瓶子、纸张等可回收垃圾以及废弃的塑料袋等,餐厨垃圾占比不大,应实行分类劝导员制度,实时对流动人员进行宣传监督。对于写字楼、大型商场等带有商业性质的公共机构场所,应落实商场管理机构、商铺、清洁工人等各个责任主体的垃圾分类责任,形成合力;
二是从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功能上把控居民家庭垃圾分类。建立统一的家庭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指导家庭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生产企业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进行生产,引导居民家庭从源头开展垃圾分类。推动大型商场、超市、连锁便利店、集贸市场、标准化菜场和相关零售行业等售卖符合居民家庭源头分类标准的垃圾容器和垃圾袋;
三是成立街道(社区)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协调推进垃圾分类。街道(社区)中的每个居民和公共机构都是一个垃圾产出点,成立街道(社区)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可以对垃圾产出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优化垃圾回收服务流程,有利于建立垃圾大数据档案,并在街道(社区)内形成一个本地万众创业的社区回收服务平台,有力承接分类后垃圾并鼓励居民和社团单位持续开展分类,为固废处理再生的循环工业奠定原料来源基础。此外,街道(社区)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可以赋予垃圾回收人员;垃圾回收;和;垃圾分类;双重职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系与废旧物资回收系统;两网融合;,促进垃圾源头收集、再生资源回收、垃圾中转和处置、市容环境、污染排放等在源头解决。
(五)建立健全企业补贴、跨区域合作、部门协作、垃圾监测等系列机制
一是企业补贴机制。除了要加大对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处置企业的补贴外,还要针对生活垃圾中的低价值废弃物建立财政直接补贴机制,设立;低价值废弃物绿色回收基金;。针对企业的分拣费用、运输费用、处理费用等相关费用进行补贴,在融资贷款、税收减免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
二是跨区域合作机制。组建跨区域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协作联盟等协调机构,推动不同城市进行跨区域合作,一方面推动共建共享垃圾处置技术与处置设备,跳出单个城市的空间范围,站在区域性统筹发展的角度对各个城市进行功能分片、统筹布局垃圾处置设施,建立一批区域性垃圾处置中心、转运中心、技术研发中心等,推动各大功能中心辐射周边城市,不断优化功能布局,降低城市综合成本,避免重复建设,同时配套建立城市间垃圾补偿机制,实行跨区域补偿;另一方面,推动垃圾分类收集企业跨区域合作,支持富有余力的企业通过重组、兼并、设立子公司等形式到垃圾分类收集能力弱、企业参与意愿低的城市进行援助合作,被援助城市给企业提供相应补贴。
三是部门协作机制。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涉及包括生态环保、住建、发改、城管等多个部门,涵盖城市生活垃圾的规划编制、行政执法、排放监管、处置设施监管等诸多功能。应建立以城市管理部门为主导、多部门共同参与的部门协作机制,在涉及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等核心环节,赋予城市管理部门;一票否决;权,切实推动国家垃圾分类政策的贯彻落实。
四是城市生活垃圾动态监测机制。建立城市生活垃圾信息管理系统,针对生活垃圾的产生源头、数量、种类、投放规律、运输监管、处置成效等设立全过程动态监测机制,监测好城市生活垃圾日常运行和变化规律,此外,推动监测信息公开,重点公开公共机构与居民的投放量及分类效果、垃圾分类运输量情况、处置终端的处理量和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篇5】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关键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处理策略
如今,城市居民數量逐渐上升,人们制造的城市垃圾数量也越来越多,给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尽管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已经从垃圾源头做起,并依据垃圾的分类进行专门处理或者是集中处理,但目前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为进一步处理好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工作,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已经高度重视并关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进展,以便于在健康的城市环境中享受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1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理论分析
1.1创新扩散理论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分为四个方面:创新本身、传播渠道、时间及社会系统。其中创新本身包括相对优势、兼容性、易用性、可试验性与可观察性。相对优势即新事物是否比旧事物更具有优势;兼容性即新事物是否符合人们的需求、价值观和经验;易用性即新事物是否比旧事物更使人们觉得便利;可试验性是指人们是否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对新事物进行试验;可观察性是指人们对于新事物所产生结果的可见程度。如果将垃圾分类视为一种创新,垃圾分类政策应当致力于提高垃圾分类的相对优势、兼容性、易用性、可试验性与可观察性,从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的扩散。
1.2集体行动理论奥尔森假设集体成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而理性人的目的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他们在集体行动中会选择搭便车。除非这一集体的人数较少,或是存在外部力量强制执行,或是采用选择的激励,否则难以解决这一问题。选择性激励即根据对于公共利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集体成员相应大小的正向或负向激励。奥尔森认为即使选择性激励的机制解决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也不一定能成功组织集体行动。
因为如果在规模较大的集体中推行选择性激励的机制,那么就不得不考虑收集关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信息(例如个人的偏好),并对两种利益进行度量,这不仅实现难度大,且成本较高,再加卜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最终可能会得不偿失。因此,在设计垃圾分类政策时,既要控制信息收集与利益度量成本,也要提高二者准确性,并以此为基础,兼顾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提出合理的选择性激励政策,从而促成垃圾分类这一集体行为的成功。
2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综述
2.1早期政策的发展与不足早在上世纪末,我国就颁布了有关垃圾分类的政策。
例如1992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1993年建设部发布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都提出了进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全国各城市需要逐步实施垃圾分类收集制度。但早期的法律法规仅提出了进行垃圾分类的要求,并未提出具体的分类标准和实施办法。此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在技术标准、设施完善、强制与激励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2.2垃圾分类标准的发展与不足 2000年建设部颁布了《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作为试点城市,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正式进行垃圾分类的实践,推行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二分法。2009年住建部提出《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要求结合不同地区的特点选择垃圾分类方法。例如采用焚烧处理垃圾的区域应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可燃垃圾、有害垃圾、大件垃圾和其他垃圾。2017年国务院颁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其中有害垃圾必须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 地方上也因地制宜,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分类标准。例如2005年常熟市发布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办法(暂行)》,提出将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垃圾和大件废弃物。
2009年,北京市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城市生活垃圾按照大类可粗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类。2011年广州市发布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将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此后杭州等大部分城市也都采用了该分类法。 我国垃圾分类标准的优点在于在总框架下可以因地制宜,但同样也存在着同一地区标准更改频繁的缺点。例如上海市2000年将城市生活垃圾为有机垃圾、无机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2002年实行;一市两制;,在采用焚烧处理垃圾的区域和其他区域实行不同分类标准;2007年又将其分为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它垃圾四类。2011年开始在居住区推进以;干湿分类;为基础的;2+X;模式。2014年这一模式又演化為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四分法。
3改进建议
3.1稳定垃圾分类标准以上海为首的一些城市由于垃圾处理终端的变化或国家政策的转变,垃圾分类标准不断变动,即使相同涵义的垃圾种类有时也会更换名称。垃圾分类标准的不稳定性严重阻碍垃圾分类行为的扩散。只有在未来的垃圾分类政策中将同一地区的垃圾分类标准固定下来,并使这一分类标准能够为居民所熟知,提高垃圾分类的兼容性与易用性,从而提高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意愿,促进垃圾分类行为的扩散。即使由于同一地区的垃圾处理终端发生较大变化,为适应这一变化而不得不改变垃圾分类标准,也应当在此时加大对于新垃圾分类标准的宣传力度,尽量减少改变化对于垃圾分类行为扩散的不利影响。 3.2 降低垃圾分类设施的区域不平衡尽管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垃圾分类设施愈发完善,愈发细致与智能化,但不同地区间的垃圾分类设施水平差距较大,许多地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仍然是二分垃圾捅。垃圾分类设施的落后降低了垃圾分类的相对优势、兼容性、易用性和可试验性,阻碍了垃圾分类行为的扩散。因此,垃圾分类设施较差的地区应当向垃圾分类设施完善的地区学习,严格按照当地垃圾分类标准建设分类设施,促进垃圾分类设施的智能化,配合垃圾分类激励政策的实施,降低垃圾分类设施的地区不平衡。
3.3完善选择性激励政策当前虽然许多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激励政策,但由于政策制定之前,政府对于居民所做的调研不足,对于居民的偏好、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等相关信息知之甚少,所做的激励可能不足,或激励的种类不合适,从而导致激励政策的效果不佳。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大规模集体中,只有用外界力量强制或进行选择性激励才有可能组织集体行动,而选择性激励必须依赖成本高昂的信息收集和利益度量。因此,政府应当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尽量收集居民偏好和垃圾分类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信息,并据此提出合理的激励政策,有效地补充强制垃圾分类政策的不足,促进垃圾分类行为的普及。
4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意义重大,既可以为城市居民的健康生活带来健康的城市环境,也可以推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所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应联系现状,重点解决已经存在的分类问题,并从根源上把控;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中,应培养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充分调动城市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奉献力量;政府应完善垃圾分類配套设施和政策,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开展。
【篇6】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舒城县人大常委会委员韩务农反映:《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后,人民调解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从调研情况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障机制不健全,人民调解工作基础总体仍较薄弱,人民调解作用的发挥还不够充分等。
一、经费保障存在问题。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人民调解工作本身不允许收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同时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办公条件和必要的工作经费。但目前,一方面,从基层组织情况看,不少村(居)民委员会自身没有经费来源,难以保障人民调解员的报酬以及其他必要的人民调解经费;另一方面,从政府层面看,缺乏刚性的经费保障机制。在一些地方,人民调解工作成为纯粹的义务性工作。工作经费的不足,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员开展工作的积极性,限制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二、工作基础仍较薄弱。一是指导力量薄弱。实践中,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了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职能。乡镇司法所人员普遍较少,很多司法所都是;一人所;,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最多的也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但是从承担的工作上说,司法所既要做好大量的业务工作,又要完成所在地乡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包村、计划生育等中心工作任务,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人少事多的困境造成司法所难以对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二是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相对弱化。从形式上看,从上到下已建立起了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但从实际运作情况看,有些地方调解组织尤其是农村调解组织相对弱化,作用发挥不好或不能发挥作用,如有的调委会组织随着村委会三年一调整,调解组织成员变动较大;有的农村调委会成员长期在外打工,导致调解组织有名无实;企事业单位依法建立调解组织的还较少。
三、培训力度有待加强。现阶段,人民调解员队伍文化水平总体偏低,尤其是村级组织调解员多数都是文化程度偏低,且年龄结构偏大;一些调解员对法律和政策掌握不够,专业知识、实践经验缺乏,调解纠纷的能力和技巧不足,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现有的培训工作还不能适应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要求,培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训时间难以保证,虽然有关于培训时间方面的明确规定,但是未完全落实到位,有的村(居)人民调解员每年一次的业务培训也难以保证;二是培训实效不强,在实际培训工作中,还大多停留在简单的政策宣传和以会代训等方式上,缺乏法律知识传授、调解经验和技巧等方面的交流,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化认识,建立健全人民调解保障工作机制。
人民调解工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政府及司法行政机关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充分贯彻实施好《人民调解法》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法律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各项保障机制,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对于必要的工作经费,建议进行深入调研,在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建立起刚性的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二、强化指导,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基层基础建设。
对乡镇司法所的职能进行科学定位,理顺管理体制,加强软硬件建设和工作经费保障,强化其对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指导。继续巩固和完善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快推进企事业单位建立调解组织,对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进行梳理整顿,确保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落实、制度落实、工作落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一方面是聘请离退休的法律工作者担任人民调解员,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可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定期考核,实行动态管理,对不能履行职责的及时调整出人民调解员队伍。
三、加强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和水平。
一是要保证培训时间。人民调解工作政策性、法律性、技巧性都很强,县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要求,及时、足时的组织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二是要注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不同的情况,可采取组织经验交流、现场观摩、法庭旁听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员法律知识、社会公德、调解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内容的培训,三是要注重以点带面。可以借鉴外地经验,探索试行专职人民调解员、专业人民调解员、首席人民调解员模式,以乡镇、村或行业部门为单位,培养一批专业素养较高、在当地具有较高威信和影响力的专职人民调解员,通过其示范引导,以点带面,全面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和水平。
【篇7】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摘 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畜牧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畜牧业发展迅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并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必须要结合其发展问题采取有效的对策,推动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现代畜牧业;问题;对策
畜牧业是我国大农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农牧民提供了增收的新途径。因此,合理发展畜牧业,不仅是增加农牧民收入的要求,还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改善生态环境的要求。但是现代畜牧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其快速发展,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
一、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生产方式落后。我国目前的畜牧业生产方式落后,主要还是家庭经营,运用的也是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夏季的牧场牲畜通常都是散养,生产设施差,很多规模小场户生产随意性都非常大,通常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随意建场,使得场址选择、布局等等都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其饲养环境复杂,圈舍的大小、采光、保温等方面都存在不科学的现象。饲养管理粗放,饲料主要还是粗料,圈舍的环境潮湿。很多规模化程度高的养殖场也是设施不配套,基础设施大多都是超期使用,畜舍破损严重,畜牧业的增长方式还是粗放的模式状态,导致畜禽产品品质差,效益低。而且有关动物疫病防治的技术和设备也比较落后,信息化體系落后,严重制约着现代畜牧业发展。
2.发展规模小。目前我国畜牧业养殖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养殖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虽然近年来农民合作组织逐步增多,但总体来说规模还不够大,带动能力有限,科学养殖育种能力弱。而且很多农户都外出打工,在家的多为老人小孩,使得其规模养殖发展要求和基础设施的改造投入、技术人员知识更新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还有很多政企技企联系制度流于形式等等因素都影响着现代畜牧生产的发展,导致现代养殖业的效益低,影响总牲畜的存栏量,使得其整体发展速度缓慢。
3.有重大动物疫病的潜在隐患。现如今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人流物流移动快,很多动物及其制成品都是从其他地方引进,这就增加了动物疫病的传播和发生。目前我国的基层防疫体系建设还不太完善,如果发生问题,就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疫病防控形势严峻。
4.发展资金不足。虽然我国现代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有着巨大的增收潜力,开始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但是其发展资金投入还存在很大问题,并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的发展规模,普通的养殖户资金缺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而且大多畜棚等设施闲置,利用率非常低,业务部门的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科技培训等资金也不足。如果不增加基层动物防疫部门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就难以持续。
二、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1.转变经营方式。在现代畜牧业发展中要转变其饲养方式,摆脱传统的养殖模式,进行生产方式的改革,发展畜牧业的新格局,并减少农民的散养数量,实现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扩大其饲养规模。同时也要完善其建场的审批制度,新建的规模养殖场必须有畜牧部门的审核审批,对其场址选择、饲养规模、环保条件、疫病防控等等内容进行审核,如果发现其不符合标准,就要禁止其建设。对于小规模的养殖户要将其联合起来,加强其与龙头企业的合作,推动标准化、生态化的养殖小区建设,实现散养户的有效集中,改善畜舍的环境,并提高畜产品的质量。
2.加强加工业发展。要提高现代畜牧业的竞争力,并增加其附加值,就要推动畜牧业的加工业发展,这是现代畜牧产业体系的战略重点。因此,必须要加快其经营创新和产品升级,不断提升其加工层次,并丰富其加工种类,推动不同层次种类畜产品加工体系的形成。同时也要加强招商引资等项目带动,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结合目前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采取有效的政策推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而且招商引资力度也要加大,并学习外地的招商引资经验,推动和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合作,吸引更多优秀的畜牧企业投资,加快现代畜牧业的产业化进程。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科技支持,政府相关部门要将干部的培训纳入到重要议事日程中来,推动集中轮训、远程教育、网络视频授课等培训,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能力。
3.提高产品质量。在现代畜牧业发展中要加大对投入品的监管力度,大力推行标准化的生产,对产地环境、饲养、用药、防疫标准等进行规范。同时也要加快建设畜产品的质量检测检验体系,进行畜产品的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包装标志、市场准入的全程监管,规范屠宰检疫。而且也要加大对疫病的防控,最大限度的降低养殖风险,建立健全科学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完善动物防疫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疫队伍的建设,加大动物疫病防控的投入,提高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并有效避免重大动物疫病为畜牧业发展带来风险。
4.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持,这是保证畜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要保证人、畜禽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进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统一,保护自然生态,并创造良好的畜牧环境,推动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要注重畜牧业和环境的良性循环,进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的有效利用,实现污染零排放,推动现代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带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动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因此,要采取有效的对策,并用科学发展观来发展现代畜牧业,并为其科学配置农业资源,加快其与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之间的转化,带动种植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在目前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下,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思路,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政策转化,这是目前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国兴.浅谈肃州区现代畜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J].甘肃畜牧兽医,2016,46(1):23.
[2]杜平国.浅谈卓尼县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兽医导刊,2017(2):27.
[3]肖和平.浅析现代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拟解决办法[J].甘肃畜牧兽医,2016,46(18):5-6.endprint
【篇8】消防队伍管理现状及对策
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品味、注重生活的质量,力求活得精致,对食物的要求上也是这样,人们更加注重食物的外观,那些外观精美的食物更能获得人们的芳心。此外,人们对食品的质量也更加看重,力求健康和养生,;绿色食品;、;食品安全;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词汇。鉴于当前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本文主要分析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体系;监管;食品安全管理
一、相關背景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了很多的发展成就,主要表现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逐步提高的人们生活水平。伴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注重食品的质量问题,从而对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整个过程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高的关注和相关要求,不断迫使政府、食品制造企业等主体在食品质量、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方面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承担更多的责任[1]。
进入新世纪以来,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影响比较大的如;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这类事件具有较大的曝光率,牵扯到的相关主体利益也很复杂,让人们变得恐慌,也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留下了相关隐患;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起到了警醒作用,消费者更加注重食品的质量,进行相关食品安全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国家的监管部门也加强了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但是我国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起步比较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
二、我国食品安全体系存在的不足
食品安全信用不健全。在当代社会,信用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举例来说,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信用社会,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信用十分重要,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信任、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等。在西方有些国家,失信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比如一个人信用不好,他会失去享受社会福利的机会、难以使用公共基础设施等,这会对人们形成震慑作用,从而更加注重信用的培养。而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大多是食品企业违法、违背道德、不承担责任、违背信用去追求利益,归根结底是我国对信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即我国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不健全或者可以说是缺失。一些领域出现道德失范、不讲诚信的问题,还有一些社会成员甚至见利忘义、丧失道德底线,不惜弄虚作假、违法犯罪来追求个人利益,而这大多是由于缺少必要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如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信息数据库等这一类重要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2]。
食品质量监督体系与实际脱节。纵观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有多部质量监督法律法规的颁布,如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食品、工业产品标准的制定、实施、职责及法律责任进行相关规定,2000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等的行为及相关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进行确认、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各个监管部门监管工作的协调和指导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部法律的颁布,王卫东、赵世琪在《从<食品安全法>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完善>-文中提到了我国法律的一般存在情况,法律虽然多,但是很多质量监督体系的文件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履行,这是因为这些法律文件和规范大多是按照国际标准或者相关的实验研究标准,却缺乏对我国食品企业的实地生产过程考察,从而使我国食品企业很难达到标准或者说这些文件与实际情况脱节,难以得到充分的实施参考作用[3]。
三、相关建议
健全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部分原因还是在食品制造企业身上,一些企业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抱着侥幸心理生产问题食品从而获得金钱利益。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还是要从问题的源头——食品制造企业身上来找到解决办法。正因为信用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建立完善有关的信用体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的举措便是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大力引导企业自律。要达到这一目的,应该让政府与社会进行合理分权,政府要把一些权力下放给社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对行业这种内部化的管制,从而进一步建立对消费者负责任的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信息的透明度显得十分重要,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是采取相应措施的重要依据,所以在食品安全信用体系中还要加强诚信信息公开,实行诚信分类监管。
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文件很多,但是与实际脱节这个主要问题也是存在的且不能够被轻易忽视,所以加强政府的科学管理作用显得十分的必要。张晨博在《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完善》中就提到过政府有关人员应该深入到食品企业的内部进行实际考察,对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只要是对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检测,找到行业食品安全可以达到的一般标准,结合外国标准和我国的科学研究标准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到符合我国实际的食品质量监督标准,并完善食品安全的监督体系。着重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调控作用、监督管理作用,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晨博,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完善[D].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2009.
[2]杨爱萍,从食品安全事件看全民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12).
[3]王卫东,赵世琪,从《食品安全法》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完善[J]中国调味品,2010,(6).
https://m.gxxing.cn/shiyongwen/15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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