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一】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的一项重大课题。意识形态是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思想体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有目的的思想工作,主要通过引导思想观念、凝聚政治认同、推动文化传承等,以建构具有思想吸引力和政治凝聚力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从总体框架来看尤其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政治自觉:意识形态工作的庞大复杂及其风险意识
经济基础及其活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动向也是客观存在的。区别于个人意识和日常意识,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中层次较深且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形态的部分;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形态主要关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取向问题。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意识形态发挥着极端重要的功能。从宏观方面来看,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包括其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外交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微观方面来看,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动力功能、平衡功能、预测功能、调控功能、教育功能、引领功能和整合功能等。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内容庞大且涉及面广。意识形态问题集中分布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并且渗透于方方面面。意识形态工作的成败,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并且会从根基上影响社会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如果意识形态阵地局部失守进而逐渐全盘被动,就会从根本上威胁党的领导,威胁国体和政体。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离心离德而地动山摇的局面。
回顾历史,意识形态是我们党“起家”和“当家”的一个重要依靠,新中国的成立也包括“意识形态立国”。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邓小平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江泽民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7月2日)胡锦涛曾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苏共垮台启发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一旦失守,离彻底失败就不远了。“新思维”搬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彻底放弃革命意识形态资源,抛弃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导致基层党员离心化与党组织丧失凝聚力,党中央也失去了所能掌控的强大组织动员力。失去了意识形态合法性保护,苏联改革最终走向了令人惋惜的失败和混乱。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并非波澜不惊风平浪静,而是既面临外来的意识形态渗透性挑战,也面临内部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适应性挑战,我们必须增强时刻准备迎接任何风险挑战的意识自觉。同时,尽管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但是不能影响中心工作,这也是经过沉痛的历史教训得来的经验。基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功能及其风险意识的高度自觉,我们尤其应该从政治高度看待意识形态现象及其问题,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把握基调:以“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为贯穿主线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党用意识形态去维护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秩序。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和人民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利”的统一。当然,完整准确地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决不能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的思想或意志来理解党性,也不能从某一个阶层、某一部分群众、某一个人的利益和诉求来理解人民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也是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意识形态决不能塑造成为高高在上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价值取向,而应该通过科学的途径使其成为党和人民大众形成政治和文化共识的思想基础,并以一种普遍的民族和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生活向往的形式呈现出来。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要求我们积极推进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互动。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或渗透,因其教育和支配的目的性过于明显,在主体性凸显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难以奏效。个人意志先放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框架之中再上升至国家意志,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利益诉求并通过个人意志发挥作用,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合理选择。我们既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之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自我更新能力,进而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和新的社会环境,又要从社会不同群体的实际状况和利益诉求出发,注重区分宣传思想工作的层次性,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性和人民性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既要关注共同利益,更要注重提升共同价值。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体系,需要改变以往意识形态工作中过于注重宣传共同利益而一定程度上忽视共同价值的思路,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价值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承和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共识结合起来,弘扬具有共同价值基础的主旋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取向。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还应该有意识地吸收和容纳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情感元素和信念信仰,不断积淀有利于推进政治认同和文化整合的价值共识。
遵循逻辑:以“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为运行机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认识来源于物质实践。同时,作为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反作用。当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形态相适应时,就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则会阻滞和妨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依据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把握意识形态更新的机制,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建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更新和话语创造,这也成为我们党能够推进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方面,我们没有完全放弃革命年代传统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元素,而是充分挖掘利用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并保持与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内在关联,这就维护了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和权威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重新处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能够有效地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当然,这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和渐进调适的过程。实践证明,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效地论证了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保证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维护了党的历史权威和现实地位。
从意识形态话语来看,我们既借用原有的话语并赋予其新的内容,又不断创设新的话语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3页)我们有意识地从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库和革命意识形态概念资源库中,精挑细选一些既能保护党的合法性、权威性又能容纳发展性、开放性的符号元素,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解释和创新性组合运用,并以之为基础重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有效回应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判与挑战中,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更新。
在新时代,一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结合本民族的深层文化传统资源,从中汲取能够凝聚民心和焕发活力的精神精华;另一方面,我们坚定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多地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新鲜成果中,也从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和共同价值关怀中,吸收、消化和熔铸新的意识形态成果。从追求平均主义的理想到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效,从偏重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到也追求和谐美好社会和生态文明,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不断激发时代活力和民族凝聚力。在从“决裂传统,赶超跃进”到“有立有破,以立为主”,再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过程中,坚守传承与创新的统一,逐渐把握了合法摆脱激进左派话语霸权和极端右派理论主张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组织落实:以“党委带头,齐心协力”为基本保障
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党管意识形态工作,首先也要求管好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党要能够带头抵制封建的传统观念遗留,如专制主义、特权主义、官僚主义等,深入批判资本主义所宣扬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党员尤其党的领导干部自身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能够对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信念信仰发挥重要的意识导引功能和道义鼓舞力量。依据《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各级党委应以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落到实处。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好干部要选拔上来,以充分发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模范带头作用。
众人拾柴火焰高。党要善于培养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快培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军人物和具有创造活力的中青年人才,并引导具有思想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的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还要加大力度支持政治坚定、学贯中西、善于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我国权益的外向型理论宣传人才的成长。
此外,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能靠压服靠行政手段解决。党要在深入了解各种舆情的基础上,分析精神领域的噪音和杂音产生的原因,辨清错误倾向的轻重层次和处理缓急,善于引导和依靠思想理论界、学术文艺界的讨论和社会层面的批判。当前,借助网络散发负能量的现象集中呈现为:有些假借考证历史,编造莫须有的情节,歪曲党的历史和丑化党的形象;有些嘲讽英雄模范,消解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有些扭曲热门话题,污名正面人物,炒作花边绯闻,盲目追求点击量,冲淡思想舆论宣传的主旋律;有些以猜测假想代替对细节的事实考证,有意利用有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加大负能量的释放,使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受到挤压和蚕食,等等。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敢于运用科学的利剑和理性的批判,使污垢暴露于阳光之下,使真相浮出水面,凝聚和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建设风清气正的意识形态环境。
【篇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遵循。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意义重大
习近平同志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意义重大。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只有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进一步固本培元、凝魂聚力,才能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支柱和灵魂。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教育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能力。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用这一重大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关系全党全国人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深刻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深入掌握其揭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独特优势、发展规律、建设路径,使全党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关系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关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更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关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导向;关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的实际成效。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才能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统领和整合能力,有效应对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的挑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在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有力应对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的各种遏制和渗透,有力应对在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面临的竞争和挑战,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这为丰富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利机遇和广阔空间。但也应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把握问题,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问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与挑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根本指导思想的地位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冲击和挑战日益凸显。例如,长期存在的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总体上看其影响程度逐渐下降,但它们仍寻机发声,有时彼此呼应,形成噪音杂音,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论调,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构成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与挑战。随着社会变革深入推进,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元价值观念的难度在加大。例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导致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蔓延,冲击和影响着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互助精神和奉献精神;西方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增强了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复杂性,有人甚至提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造成一些人价值观混乱,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国际上一些势力的遏制与渗透。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和引领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得到世界各国高度赞誉。但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崛起是对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进而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论”,到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一直没有改变,有时借机插手我国内部矛盾和问题,蓄意制造各种事端。
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式面临新媒体的影响与挑战。互联网不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前沿和主阵地,而且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一些错误思潮以网络新媒体为平台生成、发酵和传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过好互联网和新媒体这一关。还应清醒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仍占据优势地位,网络新媒体已成为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依托。这给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而传统的管理方式和做法远不能适应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的着力点
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两个巩固”为目标,以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为方针,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为着力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理论支撑和精神力量。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切实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阵地、党管舆论、党管媒体,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意识形态绝对安全,让意识形态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明确思想引领、汇聚强大力量、凝聚广泛共识。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引领力。围绕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具有号召力的教育引导、具有感染力的典型宣传,弘扬主旋律、壮大正能量。以丰富发展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为目标,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话语权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巩固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
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积极开展舆论斗争,及时分析研判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势,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特别是对长期以来刻意歪曲主流意识形态、不遗余力渗透错误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以及各种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和观点,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和抵制,廓清思想迷雾。
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适应网络新媒体传播方式和发展变化趋势,加强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汇聚正能量,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准确分析研判网络舆情,创新传播手段,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运用大众化、通俗化形式,将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政治话语、理论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篇三】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新疆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特点第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烈,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强化,但民族认同普遍高于宗教认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个少数民族强调对血缘、语言、历史、民族的认同,其成员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对这些民族而言,宗教信仰强化、支持、维持民族认同,使民族认同合法化、神圣化,但民族认同始终是第一位的。
第二,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与其原有的民族文化、习俗相结合,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新疆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其原有的文化、信仰结合,形成了麻扎朝拜这一新疆伊斯兰教特有的文化现象。南疆维吾尔族还建立了众多的苏非教团,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则简化伊斯兰教教规、教仪以适应其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塔吉克族和南疆少数维吾尔族追随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玛仪派,成为我国的什叶派穆斯林。
第三,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政治色彩浓厚。历史上,由于伊斯兰教借助于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地传播、发展,因此成为新疆居主导地位的宗教,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1953年之后,新疆伊斯兰教界不再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政治地位,但依然有1000多万虔诚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深受伊斯兰教影响;有两万多座清真寺、麻扎、道堂,供穆斯林礼拜、祈祷和修行;有逊尼派、什叶派和伊禅派(苏非教团)等伊斯兰教组织,可以说,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社会影响力依然很大。
第四,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多为跨境民族,与境外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因而血缘、族缘、地缘联系密切。境外各种伊斯兰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如泛伊斯兰主义、瓦哈比教派运动等,凭借地缘优势和文化联系传入新疆,影响了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走向及社会稳定。此外,甘宁青地区的一些教派、门宦的支派与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保持着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第五,因苏非派系之间的竞争、定居族群与游牧部落之间的对抗、各民族的不断迁徙,以及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新疆穆斯林内部整合较差。尽管新疆57.39%的人口是穆斯林,但民族的、教派的、地域的多样性削弱了他们彼此的认同。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虽有共同的信仰,但历史上因争夺土地、水源、草场、政治权力而时有冲突发生。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居住地域的辽阔、社会阶层的差异也造成了伊斯兰文化的多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的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以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不平等,都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多元利益群体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冲突,在新疆容易以民族、宗教间的利益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加大了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难度。一方面,相对弱势的群体容易借助宗教、民族表达他们对社会不公平、民族不平等、信仰不自由的不满;另一方面,相对强势的群体也会夸大民族、宗教问题的严重性以掩盖真正社会问题的实质。维护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我们建议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水平,让新疆少数民族民众从经济发展中真正受益。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相差过大,且担任要职的人数过少,挫伤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积极性。2005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60.42%,各类专业人员仅占专业人员总数的37.58%;汉族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39.58%,各类专业人员则占专业人员总数的62.42%。澳大利亚学者JessicaKoch认为,少数民族精英对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参与度较弱、少数民族民众在地方经济政策和地区发展上的非参与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导致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主要根源。因此,增加维吾尔等民族民众的就业机会,充分信任、大力培养并重用少数民族干部,提升新疆各族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将有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第二,慎重、妥善处理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真正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疆1000多万穆斯林是我国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保持历史家园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独特性,但无意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满足其生活需求和信仰需求可以为中央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慎重处理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既有助于协调好我国与中东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不会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民族、宗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提供把柄,更能避免伊斯兰教被新疆分裂势力利用。第三,进一步促进新疆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以抵御疆独势力。新疆在地理环境、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具有多样性,这些多样性是新疆分裂势力的制约性因素。政府应当继续鼓励各民族保持其民族的文化特性,从而瓦解“泛突厥运动”、“泛伊斯兰运动”的社会基础。第四,在新疆少数民族中淡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取向,强化民族主义的文化取向,借助文化和经济的纽带联系,加强其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在适当保持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征、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宗教特征的同时,大力培养其公民意识,使其民族身份与我国公民的身份很好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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