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一、公共政策的内涵及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
(一)公共政策的内涵
何为“公共政策”?一般而言,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解决其职责范围内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或行动纲领,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环保政策等。可以从政策过程、管理职能、行为选择、行为准则等不同视觉强调公共政策及其形成过程的某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规范。
(二)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或国家权利机关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经过法定程序提出、论证并选择相应政策方案的一个复杂动态过程。它是一个提出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程、制定政策目标、论证和选择政策方案以及政策合法化的过程。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义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能有效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杜绝腐败现象滋生。
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是对政府管理的一种间接的监督,有了公民的参与,政府的相关公共政策必然要公开在大众的目光下,从而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另外,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也有效杜绝了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让广大公众及时深入地了解到党和国家执政方针政策,从根本上克服了领导意志和“拍脑袋决策”等官僚主义作风,制定“阳光政策”,有效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能让政策更加科学、民主、实用。
由于广大公民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服务对象,本身对社会上一些具体现实的民生问题了解最深,他们提供的各类信息和要求也最为贴近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因此公民可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在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提供最根本、最符合现实情况的信息和依据,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策更加科学;而政府在合理采纳公民的各项意见建议后制定的公共政策肯定更符合公众的要求和需要,也保证了政策更加民主、实用。
三、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不足
当前,我国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绩,但是在决策大局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不足。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共意识还比较薄弱
所谓公共意识,是指公民具有超越个人狭隘眼界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态度。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公民长期以来所存在的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小农意识在自身仍然根深蒂固,人们对自身小圈子意外的食物,往往还是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义务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另外,对于政府来说,大部分政府官员还缺乏这种全民参与决策的意识,认为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内部的事务,将公民的参与权利排斥在政府之外,导致了公民仍然认为自己是被管理者,一切都应该听从政府的安排决定,严重打击了公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还有很大欠缺,在整体素质上还有待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能力直接受到自身文化素质、文化水平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公民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普遍还比较欠缺,往往过于注重自身狭隘的个人利益,在参与政策制定上理解较为片面,做出的一些决策往往不能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由于自身的专业化程度限制,对政策问题缺少独立的见解和认知,导致了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达不到决策的要求,也会逐渐降低公民参与决策的热情。
(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利不均衡
我国当前的政策决策权力大多集中于中央和各级党委,一些政府领导在决策上往往将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意志行为融入到决策中,决策过程缺少整体的社会互动交流,政策议程的设定也大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不完善
公民参与决策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具体程序不明确、相关惩治法规也不明确,这就深层次地淡化和削弱了公民的参与决策的权利,也遏制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发挥。所以,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上缺少有力的制度支持,影响了公民参与决策的推广推进。
四、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
加强监督、完善制度机制建设,逐渐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制度化、合法化,才能让公民参与决策更具权威性。
1.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权
完善《宪法》,在强调公民义务的同时保护好公民包括参与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制定相关法律,提升法律赋予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权限和地位;制定完善各项舆论监督法律法规,促进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得到公开保障。
2.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各项体制
加强公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在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等相关职能的同时,采取更多直面公众的具体制度办法。比如,完善听证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建立社会讨论决策机制等多种制度机制。
(二)转变执政理念,提升公民参政能力
1.转变政府执政理念
首先,转变政府官员的观念,克服官僚主义,强化民主理念,尊重病保障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次,转变公民自身的思想观念,培养公民参政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要真正让公众认识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事关自身,增强参与决策的意识。
2.提升公民参政能力
政府部门要切实做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培训工作,分批次选拔公民进行执政能力培训,从自身建设抓起,提升公民对执政、议政、参政的理解认识,提高整体素质,为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打下文化基础。
(三)加强政务公开和民主监督
1.完善政务公开和征求意见制度
政府部门应该对涉及到公民自身利益的相关决策信息真实地进行公开,及时向广大公众征集意见建议,并通过有效途径进行信息反馈,积极采纳公民提出的合理建议,融入到公共政策制定中去。同时,对于决策结果及时公开,便于民众监督反馈,提出更加合理建议。
2.加强社会监督
健全党纪政纪监督和公众团体、媒体舆论等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完善代表监督机制,让人民真正选出自己的代表,同时,建立健全代表向人民群众述职制度,让公民了解代表是否真正意义上做到为民代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党和政府执政的核心要义,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从根本上落脚于更有效地增强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只有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来,才能让我国的公共政策更加涵盖一些人文关怀和民生观照,才能让我们人民的生活更加有质量、有保障。
第2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一、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的实例之一就是:政治环境影响因素。
二、政治环境对于公共决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其发展和存在的基础,行政系统适应其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可以确定合理的行政目标和决策方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行政生态规律,来能动地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提高,克服和消除一切不利于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东西。
三、公共决策伴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宪法的制定确立了基本政治制度是政府决策管理活动的法律根本和行政权力的来源,第二,政治制度规定着行政主体的产生、职权范围乃至活动方式。第三,政治体制还决定着行政系统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程度,从而把这些意识形态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呈现出来。
扩展资料
一、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作用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形式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规划等。
二、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
三、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
第3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案例分析——房地产“限购令”
内容摘要:房地产作为国家的支柱性和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不成熟,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收入比过高、房价涨幅过快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不少城市出现了房价增长幅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合、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相协调的现象。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试图抑制房地产过快上涨,而“限购令”无疑是其中调控力度最强的政策,足以体现出中国政府打压房价,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笔者试图结合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来分析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以及效果,并就这项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案例回顾
(一)“限购令”的出台:
我国于2010年出台“限购令”,通过加大对购房者购房条件的限制来打击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控制房价过快增长。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出台,其中第3条明确指出要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要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条例指出,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新国十条”出台后,各地根据其房地产现状陆续颁布“限购令”。2010年4月30日,北京出台“国十条”实施细则,率先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2010年9月29日国家多部门再次出台调控新措施,其后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陆续公布“限购令”。随后有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杭州等16个一二线城市推出限购政策。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通知明确规定,原则上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通知还指出,已采取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凡与本通知要求不符的,要立即调整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并加强对购房人资格的审核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尚未采取住房限购措施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在2月中旬之前,出台住房限购实施细则。其他城市也要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适时出台住房限购措施。
2011年8月17日,住建部下发二三线城市限购标准。12月,住建部知会地方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将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
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12月12日国务院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部署继续加强调控工作。会议在住房限购措施方面还提出新的要求:已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要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
这意味着“限购令”政策将在中国继续实施,并且实施的范围将继续扩大。
据法晚报记者统计,截至2011年12月20日,全国共有48个城市实行了限购政策。对于各地出台的“限购令”,一些专家及业内人士对其效果也存在着广泛争议。
(二)“限购令”出台后的效果:
一方面,“限购令”出台后对各城市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均有明显的影响,房价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限购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2011年1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行业温度计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9.87,首次跌破100。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方面,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49个,持平的城市有16个,仅有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且涨幅均未超过0.2%。
从房地产行业的房价、销量等先行指标来看,中国房地产行业增速开始减缓,房价已经开始显现波动回落。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目前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到达一个拐点,未来几个月,商品房投资将会迅速放缓。
从新房开工和土地购买量来看,2011年10月份以来,开工量出现骤降的趋势,2012年第一季度保障房开工量也很可能不是很高,虽然保障房建设能够抵消部分商品房投资的疲软,但是也无法逆转房地产投资的下行趋势。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1-2012》称,“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遏制,部分地区的房价开始下滑,限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限购对购房需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投资性异地购房,房地产去投资化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另一方面,“限购令”的实施也使得各地方政府房地产税贡献率有所下降,导致了财政收入的直接缩水。以浙江省和河南省为例,2010年上半年浙江房地产行业的税收收入增长82%,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达到63.7%。而根据浙江人大会26次会议公布的信息,2011年上半年4月、5月、6月,浙江房地产营业税环比分别下降17%、16%、
8.1%。浙江省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收入增长贡献已经下滑至27.9%。与此类似,2011年9月14日,河南省国税局发布8月份税收数据:全省国税部门共组织税收100.25亿元,同比增长13.8%,增收12.14亿元。受“限购令”的影响,房地产行业的税收下降了27%。
当然,“限购令”对房地产税的影响不单单局限于浙江、河南两省,几乎所有出台并实施“限购令”的省份都受到了影响。
(三)“限购令”出台后社会各界的评价:1、政府权威人士:“限购令”应该延续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目前的购房比例,刚性自住型
的占到90%,调控还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基数还不是很稳固,限购应是不放松不动摇的。同时为了避免未来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裂构成对中国经济的较大冲击,“限购令”必将继续在中国实施。尽管当前房地产调控的行政干预色彩较浓,但这样做也是一个合理选择,因为这将有助于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逐步消化历年来已经积累的较大房地产泡沫。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调控手段分析,限购属于行政命令,在投资投机者大量购房的现实条件下,暂停购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预言,未来半年出台“限购令”的城市的房价将会趋于稳定,部分城市楼市甚至“急剧降温”。
2、业内人士:“限购令”效果有限
而业内人士则多选择质疑“限购令”效果。他们认为,限购不可能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住房制度,仅仅是临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楼市的政策。同时他们指出有些人担心取消限购令会导致房价出现报复性反弹的想法是多余的,只要房贷和限价及货币政策等政策继续收紧,即使不再继续执行限购政策,房价也不可能暴涨。
中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限购是调控政策的一柄“双刃剑”,只能作为暂时性的过渡政策。“需求并没有消失,限购就像闸门一样暂时拦住了洪水,但水位会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流动性充裕、CPI上涨的局面下。”她表示,“限购令”实施必须辅以必要的配套举措,比如切实加大供应、进行长期制度变革,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否则只能成为市场的巨大隐患。
同时房地产商潘石屹认为房价上涨的关键原因是供求关系。限购政策的出台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选择长期政策来解决“房控问题”这一长期问题。
二、“限购令”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根据人民意愿所制定和推行的行动方针和行为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权威性、目标性、实效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动态过程性的特点。公共政策本身也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中介的动态运行过程。这种动态运行过程包括认定政策问题、规划政策方案、确定最终决策、政策的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过程环节。笔者试图从公共政策的动态运行过程性出发,从政策问题的认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调整这几个角度来分析“限购令”这项政策。
(一)政策问题的认定
一、政策问题的界定:
政策问题是指应该由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政策权威机构负责解决的,且已经纳入政府工作程序或宣布即将纳入政府工作程序,开始实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因为每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都以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为前提,都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为目的。
政策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政策问题是多数人认识到的一种客观事实。二、政策问题表现为社会利益的失衡和价值观念与
行为规范的冲突。三、政策问题是政府纳入工作程序开始解决的问题。“限购令”政策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界定:
第一、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我国的房地产发展迅速。房地产价格在过去10年上升非常快,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不仅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影响着居住成本的上升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甚至已经造成中国经济整个生产链的成本在上升。“限购令”的出台就是基于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而出台的。第二、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购房者购房压力逐年增大,其与房地产商、与投机炒房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房源分配的不合理、利益分配的失衡、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对日益棘手的房价问题,提出相关调控政策。
第三、从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到颁发《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到征收二手房营业税、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再到“限购令”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政府将“限购令”政策纳入政府工作程序是解决房价过快上涨的另一阶段性政策。
二、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
三、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
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在横纵向相关性、主客观统一性、发展可变性。
“限购令”政策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限购令”政策的出台不是毫无联系的孤立个体,它一方面与之
前的房控政策相联系,是对之前房控政策的进一步补充,体现了一种纵向相关性;一方面又对不同主体(购房者、房地产商、投机炒房者、政府)产生着影响,同时又对相关领域(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产生着影响,体现了一种横向相关性。
其次,“限购令”的出台也体现了主客观统一。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社会问题开始涌现。“限购令”的出台充分考虑了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主观认识与房价高位上涨的客观事实。
最后,政策问题的发展可变性是指政策问题经过认定之后,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又将随着问题解决的程度和影响的范围的变化和时代的推移产生变化和发展。在一项政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有可能使该项政策问题发展演变成其他政策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推行城市住房改革,辅之以市场融资体制改革,更是大大缓解了城市住房压力,使人民的住房问题的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随着住房改革的更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房地产业开始逐渐蓬勃发展起来。由于缺乏相关的改革措施和管理规范,房价一路飙升。巨大的利润使得一部分购房者出于投资或者投机心理而购房。这就造成了大量商品房空置、但许多急需用房的的普通百姓却买不起房、需求和供应结构脱节的现象。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房控政策,如审定城市房屋价格、控制房屋售价、打击炒房行为等。
可以说,限购令的出台是对原有房控政策的补充,进一步体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同时也是对即将出台的征收房地产税政策的一个过渡政策,这都体现了政府调控房价、避免房地产风险的决心。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在横纵向相关性、主客观统一性、发展可变性。
三、政策问题的产生
认清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分析认定政策问题的性质及指定有效政策解决的关键。
从笔者角度分析,“限购令”出台的的原因有:
1、直观原因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的升级、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以及通货膨胀条件下房地产自身的保值性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我国房地产业持续稳步增长,也使得我国房价居高不下。而房价持续上涨会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⑴房价上涨过快使得居民购房负担过重,抑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费。⑵房价上涨过快导致社会财富向富人转移,扩大了贫富差距。⑶房价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⑷在高房价推动下的房地产业容易形成经济泡沫,从而降低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威胁金融市场的秩序。
2、进而,是由于房地产行业非理性投资泛滥。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房产的保值性来巩固自身财富,引发了房地产投资热。最为典型的是温州炒房团,民间说法是其拥有资金达1500亿元,他们每到一处就凑几千万资金砸在某一楼盘上,迅速抬高楼价再卖。但这种非
理性投资会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短期不仅会抬升房价造成更多人无法买到房子;长期来看,会对房地产业造成重创,使大量社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对金融市场,进而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危害,将会危急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3、深层次讲,是由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和自身的地位决定的。蓬勃发展的房产推动着我国房地产及相关行业(钢铁、木材、水泥、砖块装修业、家具、家电、园林、运输、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连续几年以超过20%的增速运行,对房屋的需求大量增加,使得相关原材料价格稳步升高,特别是与建筑业密切相关的钢铁价格大幅上升,不仅增加了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成本的提高。同时,房地产作为我国的先导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房价过快上涨可能会导致经济泡沫的出现,对我国经济实现“经济软着陆”①产生影响。
(二)政策制定
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政策主体从它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团体的利益出发、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进行整理加工,通过一定的方式,促使一定的利益实现,限制一定的利益要求,或者平衡各种利益追求,减少利益的冲突,使政策对象的社会行为能够按照政策主题的目的去发生、发展,最终实现政策主体的目的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政策的本质就是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②一般而言,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来实现
的:一是通过鼓励性政策,激励某种行为,加速某个行业的发展;二是通过限制性政策,控制某种行为或某个行业的发展规模。三是通过协调性政策,改变社会利益失衡、利益结构扭曲的状况。
限购令的出台,是政府运用了限制性政策和协调性政策的体现。是政府在房控问题即坚持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的体现。这种政策取向可以使政府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博弈中留有回旋的余地。在博弈过程中,政府不仅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协调者,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和综合。
(三)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在众多因素影响制约下,充分发挥能用的组织运行过程,也是执行主体与调试对象的互动过程。调试对象的接受能力、政策的可操作程度,社会环境,执行主体都会对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一定的效果。
“限购令”核心目的不是不让大家买房,而是通过打击投机买房,抑制房价,让真正需要买房的人买得起房。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人钻政策的空子。以南京市为例,自从限购令在南京实施后,南京便引发了“离婚潮”。南京出台的限购令规定已有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将暂时无法买房。为了购房,一些夫妻通过假离婚将名下两套房产归于一方,再由没有房产的一方来购房,购房之后在复婚。
再如,很多城市都出台了限制外地人购房的政策,比如,缴纳社保和个税不够一定年限的外地人,将被限制在本地购房。可有关记者在福建厦门调查中却发现,当地一些开发商采取分期付款、延迟备案的形
式规避限购令,外地人购房不受限购令约束。这样的对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厦门房地产价格继续保持坚挺。对此,笔者认为,各级政府一定要加强对“限购令”政策实施的监管,加强对购房条件的审查,以严厉打击这类行为,使“限购令”真正落到实处。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限购令”的实施要充分考虑不同级别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政府在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的力度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比较这些限购令谁更严格一些。所以,“限购令”政策要坚持从点到面步步推行,根据不同级别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不同的限购细则。同时各地的“限购令”要适时进行调整,以保障“限购令”的有效性和顺利执行。
(四)政策评估和调整
政策评估是政策动态运行的必要环节,同时也是检验政策执行效果的必要手段。通过政策评估效果,我们可以透视社会整体状况、分析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以探索社会改进的途径和方式。同时政策评估应该是一种出于积极动机和目的的理性主导下的工作。政策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政策效果、总结政策经验和确定政策的变化方向。笔者试从政策评估这一角度综合分析“限购令”政策。“限购令”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抑制需求为后市反弹埋下伏笔
“限购令”政策的出台,其目的在于通过抑制需求,减少成交量,通过供大于求的市场法则降低房价,为市场供给的后期需求争取时间。但这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旦终结,房地产市场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市场将重新出现“限购”现象,而房价再度走强。
二、“限购令”政策的时间软肋
“限购令”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其原定实施时间也只有一年之久。当人们质疑“限购令”政策是否将于2011年年底终止时,2011年12月住建部知会地方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将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这意味着限购令将继续在中国实施。
公共政策的持续稳定是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政策突然终止,会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信用受损。上述两个问题都抛出了这样的质疑:限购应该实行多久,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巨大考验。
笔者认为,在是否继续推行限购令必须建立由法律专家、技术专家及公民代表三方参与的立法机制,广泛听取来自专家、百姓的意见和建议,保证这项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同时要结合我国同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来思考“限购令”的实施时间。
后记:
房地产业在一个城市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地位相当突出。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遵循“对市场干预最少、符合行业发展规律从而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体系。笔者认为,从过去一年看,“限购令”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面对长期存在的房价上涨问题,限购令不应是唯一措施,而应与诸多调控政策(如政府还要全面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等)配合使用,共同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拥有自己温暖舒适的房。
第4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摘要:公共政策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调节工具,与公民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实施过程中,公共政策受到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在“增减挂钩”中,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最深。本文通过对三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研究,证明只有受到公民支持的政策、满足公民意愿的政策,才能顺利实施。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实施;增减挂钩
公共政策是国家掌权者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协调公众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与发展而制定的。实现公民需求是其主要目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意愿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它既是掌权者所设计的计划,也是公民意愿的表达。因此,公共政策必须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从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和实施。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公共利益,政策实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满足了公民意愿。在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中,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被划分为政策的可办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和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三类。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更大,而政策外部环境包括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方面。对公民意愿的研究,能够了解公民诉求,有效规避政策实施中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对媒体关注度的研究,能够把握信息走向,使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对经济环境影响的研究,能够了解经济环境与政策实施中的关系,了解其中存在的矛盾,相应提出解决措施。因此,研究政策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村待拆除复垦为耕地的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项目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拆除复垦成为耕地,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自2004年开始实施,到2013年时,试点工作扩大到除新疆、西藏、台湾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减挂钩”的不断推广,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与供需间的矛盾。“增减挂钩”是受到政策外部环境影响的典型例子。在“增减挂钩”这一政策中,公民与政策间的关系主要在政策实施阶段。按其运行流程,规划内的拆旧区需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再进行调查上报审批。实施中要经历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调、住房分配、搬迁、收回宅基地等一系列环节。“增减挂钩”中的一系列环节都与公民息息相关,其实施受到公民意愿的影响程度非常大。尤其是近年来加剧的拆迁问题,受到媒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中的一大社会冲突。
二、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这里采用基本演绎法对公民支持度进行研究,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每个人都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增减挂钩”实施中,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公民支持政策的情况。公民能够正确理解政策,认为该政策对自身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能够感受到政策给予的福利,愿意支持政府为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实施中,公民就会积极配合政策涉及的各项环节。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政策顺利实施。(二)公民不支持政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不实施该政策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会采取一些抗拒手段来阻碍政策的实施。例如,在“增减挂钩”中,被征地农民如果不愿意拆迁,就可能会采取一些抗拆手段,产生暴力冲突。在《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中,根据最高法院“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各级法院2017年审结一审行政案件达到了91.3万件,同比上升46.2%,其中相当比例是拆迁纠纷[1]。这种拆迁纠纷已经成为了我国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拆迁纠纷的多发原因有许多,在这里大致归结为三类:一是对政策的不理解。这一类人不支持政策实施的原因在于对政策的不理解。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对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村民不了解“增减挂钩”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村民自身对政策的理解错误,认为“增减挂钩”政策是侵害自身利益。在对政策不理解的情况下,公民容易产生反感情绪,抗拒政策的实施。二是对祖屋的不舍。这一类人多为保守老人,他们对房子怀有深深的感情,不愿拆除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房屋,即使已经有新房居住,也舍不得拆除老房子。他们因年事高,沟通困难,成为了我国拆迁问题中的一大难题。三是对补偿金的不满足。这类公民支持政策实施,但想通过政策实施获得更大的利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昂的房价成为了被征地农民索要高额补偿的心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被征地农民通常会通过要挟、贿赂执行人员等手段来影响政策实施。这类人对房屋的期望值过高,他们的谈判要求是增加土地补偿金。我国是公民社会,维护公民利益本是基本要求。但当政策难以落实时,政府往往会采用非正常手段,打着为公民造福的幌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强拆”“强建”,使得政策“变了味”,反而侵害了公民利益。因此,政策执行者与公民间的矛盾成为了当下社会中的一大问题。
三、媒体关注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媒体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容易影响全社会对某件事的看法。从影响力上来说,媒体对政策的报道能够增进公民对该政策的了解,激发公众热情,因此可以作为政策宣传的一种有效途径。尽管如此,媒体传递给公民的信息具有自由化特点,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政策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一方面,媒体能够帮助政策宣传,使公民更加了解政策,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曝光来造成社会舆论,利用舆论逼迫政策执行者按照公民的要求来行使权利,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解决一些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媒体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放大政策中的问题,甚至是捏造问题,使问题成为隐患,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加剧,让政府陷于被动。
四、经济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社会经济水平是反应一个国家繁荣程度的指标。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经济繁荣的地区,公共设施充足,能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公民在其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公共政策带来的福利,自然愿意支持政策的实施。此外,经济条件也是决定政策实施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减挂钩”政策在大城市中试点运行良好,存在的问题多为被征地公民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矛盾,而一些中小型城市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较低,导致“增减挂钩”在实施中不仅存在拆迁上的社会矛盾,还存在着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小型城市由于经济相对薄弱,政府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服务,如社会保障、精准扶贫等项目上,对“增减挂钩”政策的理解过于简单,往往大量招商引资,却在补充耕地环节出现资金难以到位的现象,项目实施迟缓。
五、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政府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大量招商引资,扩充建设用地指标,出发点本是为了公众福利,但由于缺乏有效沟通,使得政府与公民间的信息不流通,产生了误解。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一是要积极了解公民诉求。公民意愿是影响政策实施的关键,了解公民诉求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公民需要的,公民的利益诉求可能是个人利益的表达,也可能是整体利益的表达。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参考多方意见,保持与公民间的积极沟通,采用最长远、最合适的方式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消解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一致产生的矛盾,做体察民意的政府。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有效利用媒体进行正确地宣传引导,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等方式对政策的实施目标、实施流程等信息进行宣讲,使公民了解政策实施带来的好处,积极配合政策实施。同时,还要改革创新宣传模式,增强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电视广播媒体宣传的基本要求,使媒体成为政府与公民间沟通的桥梁,正确引导公民意识。三是拓宽政府与公民沟通渠道。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如果能让公民理解政策实施的好处,那么,公民自然是愿意支持的。因此,要有效提高与公民沟通能力,采用公民喜爱的如“抖音”“知乎”等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地方领导留言板、车载广播等一系列方式来贴近公民,改变以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促进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使公民的意见可以“有的放矢”。另外,除了与公民间的互动沟通,国务院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地方的帮扶措施,以加强偏远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中小型城市经济水平。综上所述,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政府与公民间信息的不流通,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能够有效解决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R].2017.
[2]曹绍甲,李显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解读[J].法制与社会,2009(28):290-291.
[3]蔡继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效应[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06):65-68.
[4]顾汉龙,冯淑怡,张志林,曲福田.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的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15(06):143-148,183.
[5]秦小建,赵谦.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现实困境及可能出路[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1(02):66-71.
第5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985政策”的议程建立
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概念的提出
“985工程”的核心概念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但“创建一流大学”的概念不是北大百年校庆第一次提出的。1985年,清华大学第七次党代会提出要逐步把学校建成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国内高校最早提出“创建一流大学”。1986年北京大学党委研究室在总结北大改革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的发展目标。1993年,北大校长丁石孙在“全国高教论坛”上提出“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一流大学”,这是在国内高等教育界首次提出“创建一流大学”。1994年7月,北京大学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创建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1995年,江泽民在为复旦大学90周年校庆题词中提出,“面向新世纪,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创建一流大学”的概念。
二.北大“211工程”
“985工程”并非高校重点建设方面出台的第一项政策。在1998年“985工程”出台之时,以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为主要目标的“211工程”已实施至“九五”中期。“985工程”和“211工程”在政策问题和政策目标上有类似渐进的关系。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发展,1977年北大恢复正常教学,同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并开始尝试教学改革。1986年,北大第一次评上了国家重点学科。此后,学校建设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同年北大党委研究室在总结北大改革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的发展目标。1992年,北大政策研究室对全校各学科进行调研,确定了重点与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提出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
1993年2月,中央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家教委随后发布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若干意见》,开始规划“211工程”。1993年下半年,北大开始进行申报“211工程”的规划和论证工作。1994年7月,北大第九次党代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1994年,教育部提出“211工程”的明确目标,工程进入酝酿准备阶段。1996年,北大“211工程”由国家批准实施,工程批准经费5.3亿元,实际“九五”期间到位资金为5.7亿元。北大在《“211工程”“九五”期间建设总结报告》中认为,“‘211工程’必须继续实施”。同时,北大认为“‘211工程’规划的总体投资强度较低,五年内预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北大的基础条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的投资强度有显著的增加,建设目标与内容更为集中,是北大‘211工程’在新时期的继续丰富和提高”。
三.“985”政策的出台过程
“985”政策的出台先后经历了酝酿、策划、多方游说、施加影响、起草、讲话发表、多次重申等一系列过程,其中包括多个人物、部门、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推动,最终形成中央的教育政策。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北大方面进行百年校庆活动筹备期间,国家教委党组书记陈至立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郝克明等人建议北大借百年校庆的机会,向中央“要政策”,争取更多的支持。北大校方、清华校方和教育界其他人士开始共同制定计划,“目标是能够影响到江泽民,以定调子”。
1998年2月24日,国家教委和北京市联合召开专题办公会议,听取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和校长陈佳洱汇报关于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并着重研究落实校庆工作有关重要事宜。会议由教委主任朱开轩主持,教委党组书记陈至立、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刘志华、市教委副主任范伯元出席了会议,国家教委办公厅、人事司、计划建设司、财务司、外事司、高教司、学位办、直属办负责人以及北京大学王义遒、闵维方、迟惠生、陈章良、赵存生等参加了会议。任彦申和陈佳洱提出:①请教委和北京市政府对校庆的工作思路和活动安排提出指导性意见。拟邀请江泽民出席5月4日庆祝大会,并作重要讲话;邀请贾庆林、朱开轩、陈至立等同志出席;请李岚清副出席5月2日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开幕式与5月4日北大图书馆新馆竣工典礼并作讲话;请教委和北京市协助落实重大活动的安排。②希望能以北京市政府名义于5月4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会议议定,北大尽快就邀请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提出方案,然后由教委和北京市两家联衔行文向中办请示,请中办审定。会议结束后将会议纪要报送李岚清副。
1998年3月政府换届。4月,陈至立就任教育部长,教育部开始着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制定工作。依照惯例,江泽民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稿由北大方面起草,负责起草工作的小组当时写的是“创建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草稿报江泽民审批时,江泽民将其直接改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985讲话”由此定稿。
1998年4月29日,江泽民在校庆前夕到北大考察,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5月2日,李岚清副在“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大学校长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作用。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发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讲话》。同一天,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1998年5月5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学习江泽民4月29日和5月4日的讲话,研究部署教育战线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和措施。陈至立部长作“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的讲话,强调“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和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必须把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作为重大和紧迫任务,使其在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这一规定为国家重点扶持部分高校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8年10月28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报送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教育部提交《关于将中国科技大学纳入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的报告》。12月18日,教育部办公厅给出批复意见,认为“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有基础有活力的大学,要加强其建设”,建议中科院“提出中国科技大学的建设规划和中科院的投资安排,以便我部统筹考虑”。
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在推行“面
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计划》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经过长期的建设和积累,我国少数大学在少数学科和高新技术领域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拥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尤其是本科生培养质量较高,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造了条件”;“一流大学建设要有政府的支持、资金的投入”;“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一部分是将“985工程”的实质性内容写入了国家的纲领性政策。
1998年12月23日~25日,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12月25日,国务院副、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岚清到会听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10余所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就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作的专题发言。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要求省市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振兴行动计划》。《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全面启动。随后,“985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在3年内投入建设经费18亿元。国家对重点高校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继中国科技大学申请纳入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之后,其他重点大学也纷纷开始提交申请。经教育部与学校所在省(直辖市)政府和主管部门协商,决定通过共建的方式再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从1999年7月到1999年11月,先后签署了关于重点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协议。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建设经费12亿元,西安交通大学等5所高校各获得6亿元以上数额不等的建设经费。
2000年以来,教育部与有关省市和部门陆续对国内25所高校实行“985工程”重点共建,它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吉林大学。“985工程”学校总数达到34所。截止目前,“985”一期工程已经结束,正在进行二期工程的规划论证工作。
第6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摘要:公共政策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调节工具,与公民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实施过程中,公共政策受到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在“增减挂钩”中,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最深。本文通过对三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研究,证明只有受到公民支持的政策、满足公民意愿的政策,才能顺利实施。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实施;增减挂钩
公共政策是国家掌权者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协调公众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与发展而制定的。实现公民需求是其主要目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意愿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它既是掌权者所设计的计划,也是公民意愿的表达。因此,公共政策必须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从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和实施。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公共利益,政策实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满足了公民意愿。在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中,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被划分为政策的可办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和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三类。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更大,而政策外部环境包括公民支持度、媒体关注度、经济环境等方面。对公民意愿的研究,能够了解公民诉求,有效规避政策实施中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对媒体关注度的研究,能够把握信息走向,使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对经济环境影响的研究,能够了解经济环境与政策实施中的关系,了解其中存在的矛盾,相应提出解决措施。因此,研究政策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村待拆除复垦为耕地的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项目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将农村建设用地拆除复垦成为耕地,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自2004年开始实施,到2013年时,试点工作扩大到除新疆、西藏、台湾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减挂钩”的不断推广,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与供需间的矛盾。“增减挂钩”是受到政策外部环境影响的典型例子。在“增减挂钩”这一政策中,公民与政策间的关系主要在政策实施阶段。按其运行流程,规划内的拆旧区需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再进行调查上报审批。实施中要经历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调、住房分配、搬迁、收回宅基地等一系列环节。“增减挂钩”中的一系列环节都与公民息息相关,其实施受到公民意愿的影响程度非常大。尤其是近年来加剧的拆迁问题,受到媒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中的一大社会冲突。
二、公民支持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这里采用基本演绎法对公民支持度进行研究,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每个人都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增减挂钩”实施中,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公民支持政策的情况。公民能够正确理解政策,认为该政策对自身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能够感受到政策给予的福利,愿意支持政府为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实施中,公民就会积极配合政策涉及的各项环节。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中,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政策顺利实施。(二)公民不支持政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不实施该政策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会采取一些抗拒手段来阻碍政策的实施。例如,在“增减挂钩”中,被征地农民如果不愿意拆迁,就可能会采取一些抗拆手段,产生暴力冲突。在《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中,根据最高法院“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各级法院2017年审结一审行政案件达到了91.3万件,同比上升46.2%,其中相当比例是拆迁纠纷[1]。这种拆迁纠纷已经成为了我国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拆迁纠纷的多发原因有许多,在这里大致归结为三类:一是对政策的不理解。这一类人不支持政策实施的原因在于对政策的不理解。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对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村民不了解“增减挂钩”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村民自身对政策的理解错误,认为“增减挂钩”政策是侵害自身利益。在对政策不理解的情况下,公民容易产生反感情绪,抗拒政策的实施。二是对祖屋的不舍。这一类人多为保守老人,他们对房子怀有深深的感情,不愿拆除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房屋,即使已经有新房居住,也舍不得拆除老房子。他们因年事高,沟通困难,成为了我国拆迁问题中的一大难题。三是对补偿金的不满足。这类公民支持政策实施,但想通过政策实施获得更大的利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昂的房价成为了被征地农民索要高额补偿的心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被征地农民通常会通过要挟、贿赂执行人员等手段来影响政策实施。这类人对房屋的期望值过高,他们的谈判要求是增加土地补偿金。我国是公民社会,维护公民利益本是基本要求。但当政策难以落实时,政府往往会采用非正常手段,打着为公民造福的幌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强拆”“强建”,使得政策“变了味”,反而侵害了公民利益。因此,政策执行者与公民间的矛盾成为了当下社会中的一大问题。
三、媒体关注度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媒体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容易影响全社会对某件事的看法。从影响力上来说,媒体对政策的报道能够增进公民对该政策的了解,激发公众热情,因此可以作为政策宣传的一种有效途径。尽管如此,媒体传递给公民的信息具有自由化特点,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政策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一方面,媒体能够帮助政策宣传,使公民更加了解政策,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曝光来造成社会舆论,利用舆论逼迫政策执行者按照公民的要求来行使权利,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解决一些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媒体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放大政策中的问题,甚至是捏造问题,使问题成为隐患,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加剧,让政府陷于被动。
四、经济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社会经济水平是反应一个国家繁荣程度的指标。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经济繁荣的地区,公共设施充足,能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公民在其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公共政策带来的福利,自然愿意支持政策的实施。此外,经济条件也是决定政策实施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减挂钩”政策在大城市中试点运行良好,存在的问题多为被征地公民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矛盾,而一些中小型城市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较低,导致“增减挂钩”在实施中不仅存在拆迁上的社会矛盾,还存在着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小型城市由于经济相对薄弱,政府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服务,如社会保障、精准扶贫等项目上,对“增减挂钩”政策的理解过于简单,往往大量招商引资,却在补充耕地环节出现资金难以到位的现象,项目实施迟缓。
五、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政府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大量招商引资,扩充建设用地指标,出发点本是为了公众福利,但由于缺乏有效沟通,使得政府与公民间的信息不流通,产生了误解。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一是要积极了解公民诉求。公民意愿是影响政策实施的关键,了解公民诉求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公民需要的,公民的利益诉求可能是个人利益的表达,也可能是整体利益的表达。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参考多方意见,保持与公民间的积极沟通,采用最长远、最合适的方式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消解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一致产生的矛盾,做体察民意的政府。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有效利用媒体进行正确地宣传引导,通过网络、电视、手机等方式对政策的实施目标、实施流程等信息进行宣讲,使公民了解政策实施带来的好处,积极配合政策实施。同时,还要改革创新宣传模式,增强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电视广播媒体宣传的基本要求,使媒体成为政府与公民间沟通的桥梁,正确引导公民意识。三是拓宽政府与公民沟通渠道。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如果能让公民理解政策实施的好处,那么,公民自然是愿意支持的。因此,要有效提高与公民沟通能力,采用公民喜爱的如“抖音”“知乎”等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地方领导留言板、车载广播等一系列方式来贴近公民,改变以往政府“高高在上”的形象,促进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使公民的意见可以“有的放矢”。另外,除了与公民间的互动沟通,国务院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地方的帮扶措施,以加强偏远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善中小型城市经济水平。综上所述,外部环境对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政府与公民间信息的不流通,加强政府与公民间的沟通能够有效解决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使政策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2017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R].2017.
[2]曹绍甲,李显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解读[J].法制与社会,2009(28):290-291.
[3]蔡继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效应[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06):65-68.
[4]顾汉龙,冯淑怡,张志林,曲福田.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的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15(06):143-148,183.
[5]秦小建,赵谦.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现实困境及可能出路[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1(02):66-71.
作者:李丹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第7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2005年3月21日,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游玩时偶然发现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随即于3月24日向《人民日报》记者打电话告急。经过《人民日报》的披露,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国家环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并要求立即补办环境评价审批手续。至此一系列的事件开始浮现在公众面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公布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环保总局首次点名批评不负责任的环评机构、首次公开敏感项目的环评报告等。在此事件中,媒体为政府依法公开行政与公众理性参与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板。公众能够充分地参与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满意度也会大大提高,而且在圆明园事件中又体现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化关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环保、水利、文物、园林之间,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公众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媒体以其影响力表达民众呼声,形成媒体舆论,并促使社会话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快捷性促进政策制定的高效化;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开放性增进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
媒体的含义及作用
媒体一词来自拉丁文,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它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传统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兴媒体如IPTV、电子杂志等。本文所说的“媒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载体(即存储和传递信息的实体),如书本、挂图、磁盘、光盘、磁带以及相关的播放设备等;另一层含义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
媒体有着传递信息、协调管理、教育娱乐功能,同时还具有监测社会环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媒体也肩负着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公共政策的介绍及其性质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领域,公共政策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阶级性;价值相关性;合法性;权威性;强制性;多功能性。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生命过程,即政府过程,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即政策制定阶段为:公共问题的产生;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有效地利用媒体,使其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一、媒体的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二、媒体的多元性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顾各方利益平衡三、媒体的开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四、媒体的便捷性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第8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小组讨论提纲:通过媒体传播一些群众关心的话题和信息内容。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媒体以其影响力表达民众呼声,形成媒体舆论,并促使社会话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
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快捷性促进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
开放性增进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
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
媒体的含义及作用 媒体一词来自拉丁文,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它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传统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兴媒体如IPTV、电子杂志等。本文所说的“媒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载体(即存储和传递信息的实体),如书本、挂图、磁盘、光盘、磁带以及相关的播放设备等;
另一层含义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 媒体有着传递信息、协调管理、教育娱乐功能,同时还具有监测社会环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媒体也肩负着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公共政策的介绍及其性质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
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领域,公共政策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阶级性;
价值相关性;
合法性;
权威性;
强制性;
多功能性。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生命过程,即政府过程,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即政策制定阶段为:公共问题的产生;
政策问题的确认;
政策议程的建立;
政策规划;
政策合法化。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有效地利用媒体,使其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一、媒体的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
二、媒体的多元性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顾各方利益平衡
三、媒体的开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第9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经过《人民日报》的披露,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国家环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并要求立即补办环境评价审批手续。至此一系列的事件开始浮现在公众面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公布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环保总局首次点名批评不负责任的环评机构、首次公开敏感项目的环评报告等。在此事件中,媒体为政府依法公开行政与公众理性参与相结合提供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板。公众能够充分地参与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满意度也会大大提高,而且在圆明园事件中又体现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化关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环保、水利、文物、园林之间,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公众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媒体以其影响力表达民众呼声,形成媒体舆论,并促使社会话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快捷性促进政策制定的高效化;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开放性增进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
媒体的含义及作用
媒体一词来自拉丁文,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它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
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传统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衍生出新兴媒体如IPTV、电子杂志等。本文所说的“媒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载体(即存储和传递信息的实体),如书本、挂图、磁盘、光盘、磁带以及相关的播放设备等;另一层含义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
媒体有着传递信息、协调管理、教育娱乐功能,同时还具有监测社会环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媒体也肩负着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公共政策的介绍及其性质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领域,公共政策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阶级性;价值相关性;合法性;权威性;强制性;多功能性。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有一个生命过程,即政府过程,制定一项政策必经由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通过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即政策制定阶段为:公共问题的产生;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
媒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采取合理的
措施,有效地利用媒体,使其对公共政策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一、媒体的交互性激发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热情
二、媒体的多元性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顾各方利益平衡
三、媒体的开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四、媒体的便捷性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第10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公共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
公共政策环境的特征
公共政策环境特征是指公共政策环境在政策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多样性与复杂性。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都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第二,动态性与稳定性。一般说来,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公共政策一旦形成并实施,就会反过来对产生它的环境发生反作用,从而引起环境的变化。但是,在一定时期和特定领域,公共政策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稳定性既通过这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稳定体现,同时又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相关制度的稳定性体现。
第三,确定性与突发性。虽然公共政策环境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但正如哲学里说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一样,公共政策环境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从而体现出确定性。诸如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它们的数量、质量和发展变化的趋势是决策者在事先可以预料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出乎意料的,突发的,这些往往出乎决策者的预料,尤其表现为自然因素的突发事件。
第四,交叉性与定向性。交叉性是指各环境相互发生作用作用,这就把环境看成一个系统,系统里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要素,甚至是整个系统的。而定向性是指特定的政策环境是对特定领域或特定地区的公共政策产生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影响作用。
第五,主观性和客观性。主观性是说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各方面的能力与修养构成公共公共政策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使公共政策环境体现出主观性;客观性是指除决策者本身因素之外的一切因素构成的公共政策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认为改变的,因而使公共政策环境体现出客观性。
公共政策环境的构成要素及其影响
第一,政治环境。公共政策的政治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政策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等情况的总和。主要包括基本的阶级状况、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国家法律完备程度、军事与国防状态情况等。
政治环境与公共政策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政治环境是公共政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和制约着公共政策的特性和功能,居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必须适应政治环境。具体说来,政治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点:(1)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也就是说,一切公共政策问题的发现、界定都来自并必然来自于政治环境;(2)政治环境的性质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即政治环境制约着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和行为,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系统的现实特性,政策要适应政治环境;(3)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因此政治环境本身也经历着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公共政策必须不断调整,使自己与政治环境保持平衡。
第二,经济环境。公共政策的经济环境是指对公共政策系统有着重要影响的各种经济要素的总和。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由社会生产力结构、性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就经济环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来讲,经济环境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和根本条件。任何公共政策制定者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方案并取得成就,必须从本国或本地区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说来:(1)经济条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条件;(2)经济实力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条件;(3)经济状况是制定公共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第三,自然环境。公共政策的自然环境是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势、地形、气候、土壤、水系、矿藏和动植物分布等自然物。它为人类社会生存提供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和创造文明的自然前提。
自然环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体现在:(1)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自然环境与其他多种环境组成一个外部系统,对公共政策过程发生影响;(2)公共政策影响自然环境变化,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人类的活动可以改善自然环境、造福于人类,又可破坏自然环境、祸害于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究竟会向哪个方面发展,则取决于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有科学认识,能否按客观规律解决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资源问题、生态环境等方面制定出科学的公共政策,形成和保持一个良性循环的自然环境,以达到公共政策与自然环境共赢。
第四,国际环境。公共政策的国际环境是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的,由国家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竞争、合作、冲突所形成的,带有一定稳定性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秩序。国际环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系统,它的构成丰富和复杂,体现多层次、多方面的网状结构,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控性等特点。
现代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公共政策的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2)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3)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途径,即在既充满机遇又潜伏危机的国际环境中,各国在制定与实施公共政策时,一方面要选择加强国际合作的公共政策途径,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已有的国际规则,依靠实力参与竞争。
公共政策环境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国内与国际之分,也有宏观与微观之分,还可分为政治、经济、自然等单一要素,只有准确认识与把握公共政策环境,才有可能制定出最优的公共政策。
第11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公共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
公共政策环境的特征
公共政策环境什么是公共政策环境公共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公共政策环境的特征公共政策环境特征是指公共政策环境在政策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多样性与复杂性。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都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第二,动态性与稳定性。一般说来,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公共政策一旦形成并实施,就会反过来对产生它的环境发生反作用,从而引起环境的变化。但是,在一定时期和特定领域,公共政策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稳定性既通过这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稳定体现,同时又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相关制度的稳定性体现。
第三,确定性与突发性。虽然公共政策环境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但正如哲学里说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一样,公共政策环境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从而体现出确定性。诸如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它们的数量、质量和发展变化的趋势是决策者在事先可以预料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出乎意料的,突发的,这些往往出乎决策者的预料,尤其表现为自然因素的突发事件。
第四,交叉性与定向性。交叉性是指各环境相互发生作用作用,这就把环境看成一个系统,系统里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要素,甚至是整个系统的。而定向性是指特定的政策环境是对特定领域或特定地区的公共政策产生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影响作用。
第五,主观性和客观性。主观性是说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各方面的能力与修养构成公共公共政策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使公共政策环境体现出主观性;客观性是指除决策者本身因素之外的一切因素构成的公共政策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认为改变的,因而使公共政策环境体现出客观性。
公共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
公共政策环境包括:结构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公共政策环境对塑造、决定和制约公共政策,起决定和基础作用。公共政策影响和改造政策环境,具有反作用。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的首要阶段和关键环节,是政策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对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类要素进行分析,对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公众、新闻与网络媒体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们以不同的力度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
(一)社会公众的影响 。公众诉求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社会因素,不得民心的政策,不管多么符合政党、利益集团,政策制定者的愿望和利益,从长远看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公众的要求、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稳定。 如在城区规划中,涉及到居民房屋拆迁这一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妥善处理。所以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从公众角度出发,完善拆迁机制,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对房屋拆迁工作的法规,切实解决好居民的拆迁安置工作,积极争取政法部门和舆论的支持,创造既维护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有依法服从拆迁,服从城市建设大局的社会氛围。公共政策环境的特征 第四,国际环境。
第12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摘要】行政生态学认为行政生态环境是与政策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行政生态环境是与政策系统是紧密相连的,是在不断的进行着能量、信息和资源的“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互动活动,并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两者的动态平衡,以期能够走向良性的运行.为了更好的促进行政改革,提高政府行政的效率、效能和效果,有必要加强对我国的公共政策的主要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
【关键词】行政生态;公共政策;政策系统
一、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系统论与生态学认为,任何事件都是在具体的生态环境中发生与运行的,且只能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维持与发展.我们也只能结合具体生态环境,才能真正有效地理解和把握行政行为与实践.”
对于政策环境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运作中所面临的境遇,应当具备的适应力和环境变迁等有比较清楚地认识,有利于树立生态行政理念,从而促进行政管理的发展.在行政管理领域,公共政策系统与其周围行政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便构成生态行政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策环境是政策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是行政系统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有效的行政管理,必须保证行政管理与政策环境之间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畅通.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生态行政,其研究与分析的对象正是政策环境.具体地讲:一是探讨各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诸因素如何影响并塑行政管理;二是反过来看各国的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其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发展.这样一来,“在叙述环境对某种主体的影响时,应同时指出主体对环境的影响,唯有把两方面相对的交互作用都察看明白,才算真正建立了生态模式”.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需要,充分发挥国家行政机关的服务职能,只有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采取对策,才能确保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的所有因素作为政策环境因素来加以分析和研究,从中探索和制定出实施行政管理的最佳途径和方法,达到政府管理的目的.
二、公共政策的环境影响分析
1.政治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环境是公共政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行政系统活动必须且只能在一定政治环境中运行和发挥作用.公共政策的根本性质、基本原则决定于政策环境.行政系统适应其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可以确定合理的行政目标和决策方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行政生态规律,来能动地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提高,克服和消除一切不利于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东西.公共政策也要随着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同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等其他要素的关系.
政治环境决定和制约着行政管理活动,影响政府作出公共政策.政治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公共政策的变更.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变革、政治制度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政治运动以及其他政治参与的变动,势必导致政府管理系统从价值取向、结构与功能到行为模式等各个层面和环节产生相应的变化.实践中,政府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行,也有助于政治系统各种政治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首先,宪法确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系统在政治系统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权力的来源.其次,政治制度规定着行政主体的产生、职权范围乃至活动方式.再次,政治体制还决定着行政系统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程度,从而把这些意识形态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呈现出来.
2.经济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经济环境因素是公共政策活动的必要条件,是制定、实施公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公共政策系统不可能超越经济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要求.任何公共政策都是适应宏观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定性的,宏观经济环境的性质决定公共政策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基础,就会有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公共政策正是意识形态的反映.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系统与经济环境的关系较为疏远,它主要是通过强制力来配置该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在产品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本身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一个基本内容,与经济环境的其他要素水论文范文融,直接掌握着各种经济资源,通过国家计划,具体地组织和协调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适当地介入经济环境,它并不具体组织和协调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而往往是在宏观上总体地把握经济环境,以各种间接的手段调控经济环境,进而实现与经济环境的动态平衡.就中国的情况看,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己基本建立,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初步形成,经济成分、经济组织、经济利益、就业方式等日趋多样化.简要概括为:(1)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2)传统农业与高科技产业并存;(3)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些具体的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要求政府职能、机构设置、管理方式和领导作风等都必须努力实现相应的转变.
第13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行政生态学是20 世纪60 年代在西方行政学界兴起的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公共政策是环境的产物, 行政生态环境的发展会对公共政策体系带来系统性的影响, 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发行政生态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根据公共政策的条例对我国共政策环境进行分析来看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现状分为以下几种:
(一)异质性
异质性是指在相同时间内的社会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行为和观点。由于这种现象存在的不协调,使其表现出强烈的反差。我国的多样的经济形式,多元的价值观念都迫使着公共行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步比较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在这样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不现实,政治体制的变革需要在摸索中前进。从行政组织角度来看,我国在各大中城市建立了完善的公关行政机构,保证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在各种各样专业化强的部门和领域中也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并配套设置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然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如同这样的公共设施并没有配套完全,在实际的生产管理过程中,宗教、宗族等组织所充当了主要力量。我国国民综合素质水平的仍需不断提高,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依然是农业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百姓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中部及西部地区仅仅能满足温饱水平,一些偏远地区甚至还没有脱离贫困。这些经济的差距导致了其他关联的方面出现不均衡。从整体上看,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异质性普遍存在于我国社会的更个方面。
(二)重叠性
重叠性是指行政机构的重叠现象,行政行为往往受到非行政标准的影响,行政机构不能照常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不能完成行政任务时,却又要借助非行政组织来完成任务。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我国政府组织结构初具规模,随着改革开放和逐渐步入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迅速发展,政府办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数量也随之增长,管辖范围也慢慢的扩大,政府机构的建设日益完善,政府权力也迅速膨胀。由于市场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各个领域的发展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机构建设有一定的盲目,因而创建了许多类似的部门,部门间职权关系模糊,相互间存在着权利的争夺,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使得办事效率并不高。行政机构的不健全严重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为例,国务院从1982 年精简机构至今已经进行了5 次改革(第6 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已通过人大表决),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再者由于传统思想和各种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行政机构的改革已成为了我国现阶段改革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
而我国行政生态环境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政治环境影响因素
政治环境对于公共决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其发展和存在的基础,行政系统适应其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可以确定合理的行政目标和决策方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行政生态规律,来能动地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提高.克服和消除一切不利于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东西。公共决策伴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宪法的制定确立了基本政治制度是政府决策管理活动的法律根本和行政权力的来源,第二,政治制度规定着行政主体的产生、职权范围乃至活动方式。第三,政治体制还决定着行政系统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程度,从而把这些意识形态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文化环境影响
文化环境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公共决策的制定,并且文化底蕴愈加深厚,文化要素积累的愈加厚重,其对公共决策影响也就越深越长久。行政文化往往与文化环境相适应,行政文化是各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各种要素提炼浓缩而形成的行政主体内在的理念、感情、意识、行政理念和行政道德。
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对公共决策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文化环境对公共决策的作用通常是隐性的但却不可小觑。公共政策的制定系统中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现了创意者对政府管理的情感、动机、态度和理想,这些通常来自于社会中的文化环境,因此文化环境制约着行政主体的发展形式。
(三)经济环境影响
作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经济环境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出发点。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依附于经济环境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公共政策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从一定程度上说什么性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表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与经济环境并不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通过强制力来分配其重要的生产资源:劳动力和土地。发展到产品经济时,公共政策成为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要素密不可分,掌握着国家各种经济资源,通过国家计划,具体地组织和协调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它并不具体组织和协调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而是从宏观上以各种间接地手段调控者经济环境的发展,努力维持社会的平和。简要概括为:(1)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
(2)传统农业与高科技产业并存;
(3)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些具体的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要求政府职能、机构设置、管理方式和领导作风等都必须努力实现相应的转变。
结合我国现有情况来看我国行政生态环境对于公共政策改善方法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培养参与性民主公众政策环境
随着人们民主意识的提高,公众渴望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觉悟的变化,民主社会的不断进步,政府决策权力的不断下放。决策从原来的独立决策慢慢向群体决策开始转变。这些变化促使政府在制定、实施公共政策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不单单是管理层内部自行讨论决定的封闭型决策,不单单只是依靠想这个执法人员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处理社会事务,而是要更多的举行听证会等,更多的汲取专家和民众的意见,共同商议共同管理。这样做从一方面,可以使参与者逐渐了解政府的行政方式,掌握参与公共行政活动的规则和规律,参与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促使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随着民众参与的增多,方便政府从各个角度了解民情,有助于决策的制定,并且通过民众与政府的深层次的交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助于民主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强化法治型公共政策环境
由于我国正处于过渡性社会,维护宪法和法律等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权威是当前最根本的十强,在现实的行政生活和工作中,凡是包含有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制程序进行,并且整个过程都要受到有效地法制监督。一方面,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各个主体都有确切的法律规范,这就要就政府的公共决策也要符合法制的相关规定,依法行政受法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带有是“理性经济人”的色彩,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效益,如果没有具有强制力的监督机制,公共决策很难具有公平性,不能具有实际的效果。强化政府行政合法化、规范化,通过法治和行政、道德伦理来教育和强化行政行为品质。
第14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爆竹一声辞旧,桃符万象更新。”这是一千多年前五代十国就已经流传的一幅春联。从那个时候起,燃放烟花爆竹就已经成为成为春节辞旧迎新的特有习俗。出于安全,环保等因素的考虑,自1992年广州首先“禁放”开始,目前,全国280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就连华人众多的美国纽约市,也在1996年发布了禁放令。发布禁令容易,可是要真正改变千百年来的根深蒂固的风俗却很难,很多地方禁放多年,可逢年过节也没能消除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于是,有的城市又选择了开禁,而有的城市恰恰相反,不仅坚持禁放,而且还加大了惩处力度。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主体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环境、把握环境,并了解各种优势和弊端,预测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和政策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问题,尊重和适应政策环境。可以说,政策环境对于政策的基础性影响是全方位 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公共政策环境的构成要素及其影响
第一,政治环境。公共政策的政治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政策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等情况的总和。主要包括基本的阶级状况、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国家法律完备程度、军事与国防状态情况等。
政治环境与公共政策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政治环境是公共政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和制约着公共政策的特性和功能,居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必须适应政治环境。具体说来,政治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点:(1)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也就是说,一切公共政策问题的发现、界定都来自并必然来自于政治环境;(2)政治环境的性质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即政治环境制约着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和行为,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系统的现实特性,政策要适应政治环境;(3)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因此政治环境本身也经历着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公共政策必须不断调整,使自己与政治环境保持平衡。
第二,经济环境。公共政策的经济环境是指对公共政策系统有着重要影响的各种经济要素的总和。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由社会生产力结构、性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就经济环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来讲,经济环境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和根本条件。任何公共政策制定者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方案并取得成就,必须从本国或本地区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说来:(1)经济条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条件;(2)经济实力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条件;(3)经济状况是制定公共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第三,自然环境。公共政策的自然环境是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势、地形、气候、土壤、水系、矿藏和动植物分布等自然物。它为人类社会生存提供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和创造文明的自然前提。
自然环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体现在:(1)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自然环境与其他多种环境组成一个外部系统,对公共政策过程发生影响;(2)公共政策影响自然环境变化,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人类的活动可以改善自然环境、造福于人类,又可破坏自然环境、祸害于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究竟会向哪个方面发展,则取决于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有科学认识,能否按客观规律解决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资源问题、生态环境等方面制定出科学的公共政策,形成和保持一个良性循环的自然环境,以达到公共政策与自然环境共赢。
第四,国际环境。公共政策的国际环境是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的,由国家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竞争、合作、冲突所形成的,带有一定稳定性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秩序。国际环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系统,它的构成丰富和复杂,体现多层次、多方面的网状结构,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控性等特点。
现代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公共政策的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2)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3)国际环境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途径,即在既充满机遇又潜伏危机的国际环境中,各国在制定与实施公共政策时,一方面要选择加强国际合作的公共政策途径,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已有的国际规则,依靠实力参与竞争。
公共政策环境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国内与国际之分,也有宏观与微观之分,还可分为政治、经济、自然等单一要素,只有准确认识与把握公共政策环境,才有可能制定出最优的公共政策。
第15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1.目前我国政策监控机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如何完善我国的政策监控机
政策周期,指的是公共政策的主体与客体以及作为它们之间互动结果的政策过程所经历的一个循环。它以政策过程的完成阶段即政策的调整或终结为标志,往往是一个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
政策周期由于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阶段性政策周期
2、功能性政策周期
3、反复性政策周期
政策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
政策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是息息相关的,政策周期的循环发展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周期的变化快慢与走势强弱。举个例子而言,看一下从我国的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我国已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其经济发展、生态稳定、社会生活等带来的实际危害以及潜在威胁。同时,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气候问题,我国的气候变化状况及政策应对也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对此,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措施。但是一段时间内,这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气候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差异已经成为我国相关环保政策没有得到落实的深层原因。因此,无论在将来的政策制定还是推行过程中,都应当将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不一致这个隐形障碍作为其内生变量,予以足够重视,从而为我国气候治理进一步扫清道路,以取得显著效果。
2.请你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一、公共政策是基于公共选择基础上的政策。
公共选择是和私人选择相对应的选择,它基于财产不能靠私人竞争在自愿的双边契约中来配置的成本和收益不能内部化的决策。由于公共选择不涉及双向的付出和收益,只涉及非相互性的收益,因此容易导致塔便车、败德、公地灾难和代理人机会主义。因此,公共选择需要有强制。
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制定者、执行者、实施对象、既得利益集团等,也包括下面所指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三、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
1、自然环境是指与政策执行系统发生密切联系并与之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外部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主要包括地理环境、生物环境和宇宙环境。自然环境与一定的政策执行系统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影响着政策执行的过程及其结果,
2、社会环境通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道德和风俗习惯等表现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
3.目前我国政策监控机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如何完善我国的政策监控机我国政策监控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大监督力度不够
由于法律制度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人大监督实施不力,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有的监督走了过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有的地方在监督方面对法律法规和人大的有关决议决定实施的监督检查不够,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监督不力。
(二)监控机构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法律不健全,法律制约不力
迄今为止,我国虽已出台一系列关于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原则性的法律规定较多,缺乏详细的实施细则,结果是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也很难落实。
(四)党政职能不分,责权不统一
如管事的机关和人员没有权,有权的机关和人员不管事。
(五)监督制约不协调,未构成合力
目前我国政府内部监督制约的几种形式,如审计监督、行政监察、行政执行监督检查等形式之间经常发生不协调、不配合甚至摩擦与相互掣肘等现象,而且各种监督制约形式由于缺乏明确的职责权限和监督制约范围,工作中又互不通气,这样一方面既造成了许多重复监督制约的现象,同时又使许多应该受到制约的对象处于无人过问的“盲点”状态。
(六)司法监控在我国极为弱化
中国实行“议行司合一”的宪政制度,而不是“三权分立”。这种宪政制度决定了我国司法独立有别于“三权分立”国家司法独立的某些基本特征,审判权的行使处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但就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言,通过这样的立法在宪法和法律上并无障碍,主要是对司法独立程度的价值取向问题。
完善我国政策监控机制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用法律规范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及终结等各个环节我国政策监控机制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除执政党系统和行政系统的政策监控之外,其他主体的政策监控均存在着功能弱化现象,即存在着不敢监控、监控不力或失职之类的问题。
(二)提高监控者的素质
监控者的能力和素养对公共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优秀的建立者对提高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质量,对于提高政策绩效、实现政策目标,更有助益。
(三)制定可行的制度程序与具体的实施细则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与运行之后,我国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政策监控机制体系,对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进行了有力的监督与控制,但是为了监控更加有效、科学、合理,应当制
定成文的具体实施细则。
(四)完善政策监控的辅助手段
除上述人大为首的六大监控机制外,应当发挥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的辅助性监控。
(五)增加舆论的透明度
一个国家的政策监控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该国舆论的透明度,其因为舆论的透明度对政策监控起有着重要的影响。
(六)加强公众和大众传媒的政策监控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大众传媒和公众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不可忽视,一个有效的政策监控需要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
第16篇: 公共政策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摘要:狭义的环境产业是指为污染控制和减排、污染清理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供设备和服务的产业。它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交互作用的产业,存在外部性、极强的关联性以及公益性。环境产业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采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环境产业的发展。而国家干预手段最明显直接的表征便是有关环境产业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环境产业发展模式的分析,得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在促进环境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对中国环境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四点重要建议。
关键词:外部性;公益性;市场失灵;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X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8-170-002
环境产业(中国称环境保护产业,简称环保产业,英文为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dustry)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成为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推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迫切需要通过发展环境产业控制污染,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明确公共政策在环境发展中的作用是加快其发展必须突破的关键问题。
一、环境产业的概念与特征
环境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发达国家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我国国情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环境产业的认识与了解,以便于更好地在经济转型期发挥其作用,实现循环经济。
1.环境产业的定义
环境产业(environmentalindustry)一词是对这一新兴产业门类的简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环境产业是指为污染控制和减排、污染清理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供设备和服务的产业;广义的环境产业则涵盖了环境问题全过程的防治,既包括狭义的内容,也包括能使污染排放和原材料消耗最小量化的清洁技术和清洁产品,还包括了正面利用生态环境效能等内容。1999年,国家经贸委指出,环境产业是以防治污染、改善环境为目的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三个方面:1.环保设备(产品)生产与经营;2.资源综合利用;3.环境服务。①
2.环境产业的特征
环境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其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2.1环境产业是一个存在正外部性的产业
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环境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为产业主体带来经济效益,更使得产业外的广大社会公众受益。环境产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之一,可谓泽被后代。
2.2环境产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
环保产业是一个跨产业、跨领域、跨地域,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综合性服务产业。它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均存在结合点。环境产业的正外部性特征致使其所做贡献不易直接量化,并不能或不完全在短时间内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之内,例如环境改善引起的健康收益可以提高人力资源,减少医疗开支。
2.3环境产业是一个具有公益性的产业
环境产业主要从事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各种经营活动,提供的产品是优质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②其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服务方面的产出物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环境产业虽然具有一定的盈利性,但其致力于谋求社会效应,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
2.4环境产业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交互作用的产业
作为产业,必然要以市场为基础,通过自由的市场机制实现供需平衡。但环境产业的正外部性和公益性决定了环境产业的发展必定存在政府的调控与影响,政府有理由通过公共政策等手段大力支持该产业发展。
二、以公共政策为表征的国家干预对环境产业发展的影响
为充分发挥环境产业应有的作用,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存在着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另一种便是国家干预。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过高,在某些条件下(如涉及后代人利益时)市场机制甚至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在发展环境产业建立循环经济模式时,通常更多地需要国家干预。另外,上述环境产业特征中的第三、第四条也决定了国家必须采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环境产业的发展。
而国家干预手段最明显直接的表征便是出台有关环境产业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托马斯·戴伊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或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从直接观察的角度来说总是意味着政府的某种行动,尤其是拍板式的行动。正因为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与领域如此庞大,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决定做或不做的事情对社会,尤其是对某些特定的利益受影响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③环境产业涉及一个国家公民广泛的利益关系,理所当然应包含在公共政策制定者考虑的范畴之内。对公共政策按照影响划分类别,其中的调节性政策一类——即将限制和约束强加于个人或团体,减少受调节者的自由和权力,便涉及到环境产业,具体包括控制污染条例、食品和药品管理条例等。
另外,除了官方的公共政策主体外,非官方的个人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对环境产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如卡逊《寂静的春天》提醒全世界的人关注环境的污染问题,并推动了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生。由此可见,环境产业若欲呈现高速增长,从而对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共政策在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我国环境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政策研究
环境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阻碍因素导致了其发展的迟滞。尤其在环境污染中,产权不明晰带来的负外部性,导致排污企业无法形成对环境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排污企业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即产生了社会成本;但这些排污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只计算自己的生产成本,完全没有考虑到购买环境产品来减轻自己造成的污染量,从而为社会成本足额买单。简而言之,在现有制度下,排污企业不需要为自己的负外部性承担可观的责任,从而也不需要花费成本购买环境产业的产品,这便阻碍了环境产业的发展。因此,“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环境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在这种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即市场资源配置没有达到经济效率的情形下,中国环境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支持,政府有必要帮助市场界定明晰的产权,以促进环境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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